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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下午，记者对多年研究艾滋病疫苗并在该领域具有权威地位的吕亦晨博士进行了独家专访。吕博士是最早接触艾滋病病毒研究的中国人之一。他主持研究的艾滋病疫苗明年将进入二期临床试验。
吕博士说，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做出世界上第一个艾滋病疫苗。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有条件的一个。我的这个观点也许同意的人不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中国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第一，哪个国家有13亿人口的卫生防疫系统？第二，哪个发展中国家的疫苗能够自给自足？中国有覆盖全国的疫苗生产系统。第三，哪个发展中国家有这么庞大的制药系统和卫生保健市场？第四，搞艾滋病研究需集各项技术之大成，中国有数以万计的世界上最好的研究人员。有些人的艾滋病疫苗试验已经很被世界看好。第五，中国的高层领导非常重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这对研究人员非常重要。第六，世界上现在有约15种艾滋病疫苗研究进入了一期或二期临床试验，而美国有最多的研究艾滋病的专家，如果能够与中国结合，是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的，对世界也非常有价值。
关于艾滋病治疗，吕博士的忠告是，美国和其他国家这么多年应对艾滋病，有一个重大教训，就是，在对艾滋病人的早期治疗上，对艾滋病带菌者的治疗做得不够好，实际上对这些人的治疗对预防艾滋病和保护大众非常有效。
目前中国有6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感染艾滋病病毒后的潜伏期一般为5～10年，这期间，他们没有任何症状，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绝大部分是15～45岁的青壮年，性需求旺盛，而且其中有相当多的流动人口。这几个条件恰恰是最适宜疾病传播的重要因素。
一开始美国很多病人是有钱就治，没钱就算。后来，政府意识到应该尽早地大力资助那些治不起的人。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治疗，不单单是为他们减轻病痛，实际上是保护大众、减少疾病传染的有效手段。
1997年以前，在艾滋病面前，人人平等，穷人也好，富翁也罢，都没有好的治疗方法。而1997年以后，鸡尾酒疗法问世，这是医学上的一大突破，社会问题因此引入：艾滋病是富人的可治之症，却是穷人的不治之症。差别就在经济能力上。如果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社会慈善机构都对贫穷患者的治疗问题置之不理，这些青壮年患者在对未来无望的情况下，就可能有人产生反社会情绪和行为，传播疾病。因此，政府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早期治疗的投资、帮助，非常重要。
吕研究过4个在艾滋病问题上较有代表性的国家：美国、泰国、博茨瓦纳和中国。美国1984年首次公开报道艾滋病问题，等达到高峰大约用了七八年时间，随后下降，现在，占美国总人口0．6％的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泰国的艾滋病从发现到发展至峰值，也用了六七年时间，只是发展曲线比美国更陡，至今已经开始回落。现在他们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占全国人口的2．6％，最高时曾达5％。素有非洲之星美称的博茨瓦纳有很好的公共卫生系统，国家富有，1989年他们才开始发现首例艾滋病，进入高速增长期是1997年。估计今年发病率可达到41％。也就是说，进入产院分娩的每两名妇女中就有一个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情况已经不可能比这更糟了。
吕提醒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艾滋病传播的快速上升时期，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不要说感染率达到总人口的5％，即使是像泰国现在2．5％的感染率，也将有2500万的感染者。这些年来结核病的卷土重来、吸毒人群的增加和一些地方血液污染的问题，都使中国的艾滋病问题非常令人担忧。
吕认为，未来5年之内，能在中国的市场上出现供大众使用的艾滋病疫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重组性乙肝疫苗完成的过程用了11年。这里面牵扯到成本、价格和知识产权等许多问题。但他对中国做出世界上第一个艾滋病疫苗很看好。（吕亦晨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艾滋病研究所首席科学家，中国南开大学特聘教授。1997年曾任负责艾滋病问题的白宫总统顾问委员会艾滋病疫苗专家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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