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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基因工程是时下时髦的东西；也许正因为它，“生命科学”被视为21世纪人类的希望。许多科学家满怀信心地宣称：以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基因工程将使种植业、养殖业、医疗保健等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似乎也已习惯了科学技术的不断革命，仿佛这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不断改变／改善我们的生活，仿佛已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之一，不革命无以为继。但是，这一回可能会“革”了人类自己的“命”，因为这种革命现在已经不知不觉地延伸到对生命自身的改造上了。对转基因，克隆等的批判并不少见，但通常所见的乃是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文化”批判，看起来似乎有点“书斋里闹革命”的味道。对这种来自敏感的人文学者的忧虑，乐观的科学家总会以“技术终将解决”为由而一笑置之。由于许多人文学者对科学技术知之不多，理解有限；甚至道听途说，歪曲误解，所以无法形成有效批判，很难触动科学和技术专家的神经。这种关怀在大众面前往往也是曲高和寡，大部分养尊处优的中上阶层对此可谓无动于衷，而对水深火热的中下阶层则仿如痴人说梦一般。不过，笔者手头的这本《美梦还是噩梦》却很不一样，其作者是一位专业的生物学家，对遗传学，进化论有着深入的研究。她对遗传工程提出的批判，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理论层面，及其背后支持的文化层面，都以实实在在的实证为基础，因此是一种具有明确预言和检验能力的范式转变式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有了巨大的现实性，或者说，有了来自底层的力量。按照作者的观点，基因工程的问题根源于科学还原论思想，具体表现为遗传决定论，其中包含三个基本概念：1、基因以直接和叠加的方式决定性状（线性）；2、基因和基因组是稳定的，只是偶有随机突变，它们原封不动地传给后代；3、基因和基因组不能直接因环境而改变。农业生物技术很大程度上就依据这种遗传决定论的思想，即一个基因决定一个性状。 作者举出大量的生物遗传学自身的发现来驳斥这种观点，其中之一就是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在20世纪50年代初发现的遗传因子的“转座”现象（迟迟未获公认，1983年获诺贝尔奖，凯勒关于她的研究传记《对有机体的情感》已成为女性主义科学史的经典）。“转座子”是一种“流动基因组”，玉米的自发突变频率很高正是由于转座子在基因间跳进跳出所致。这种基因流动甚至可以打破物种屏障，在完全不同的种群之间流动，例如一种最早在果蝇中发现的“水手”转座子，已经转移到包括人在内的灵长目基因组中，能引起一种神经损耗症。遗传工程所特有的危险也正源于此。 作者把遗传工程的危害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经济的冲击；二是对人和动物健康的危害；三是对农业和自然生物多样性的危害。例如，转基因通过杂交扩散到近缘野草物种，可产生“超级野草”；通过基因水平转移和重组，可以使抗菌素抗性标记基因传播给消化道细菌和病原菌，产生抗各种甚至所有抗菌素的“超级病菌”；食用转基因食物有可能使转基因侵入细胞导致癌症等等。 然而，这些危害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因为大商业利益，遗传决定论的科学思想，以及工具主义自然观已经密切结合在一起。遗传决定理论为基因专利拥有者的商业利益谋得了最大利益。当代许多一流的分子遗传学家要么自己拥有生物技术公司，要么与这些公司合作，或为其工作。遗传工程领域已成为一个空前商业化的科技领域，政府也日益强调这种状况的合理性，并加以推进。 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这是一场现实世界的“科学战争”，远比思想界的相对主义者和绝对主义者之间那场关于科学理解的“科学战争”来得猛烈。在这里，人们正为着生命安全和商业利益真刀真枪地战斗着，并且我们将以自己的生命做赌注，来亲身体验这到底是一个真实的美梦，还是一场可怕的噩梦。 柯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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