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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危重或者身患疑难杂症的患者接受诊断、治疗前，医院讲明诊疗过程、风险和部分免责事由等，病人承诺并愿意承担后果，双方进行公证。医疗公证这一新兴现象在上海应运而生，并在卫生界和市民中引起议论。
今年１月１２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启动了手术公证，迄今，已经有７位病人进行了手术公证。公证所需的２７０元由患者承担，一旦发生医疗纠纷诉讼，公证可以直接作为证据被法庭采信。
第一位进行公证的患者是一名中年男子，他不幸患上了第８因子缺乏症，已经卧床４年不起，每天靠点滴第８因子维持生命，腿上还有一个巨大的血肿，并日趋增大。虽然病人每天在“定时炸弹”的威胁下生存，但是医生也好、久病成医的患者也好，都不敢轻言动手除痼疾。直到公证后，医生才下定决心动手术。术后一个月，病人已经能够坐在轮椅上，由家人陪伴出外观光。在进行公证的患者中，也有一例在术后死亡，患者家属没有向医院提出异议。
除了手术公证外，瑞金医院表示还可以将公证引入许多有较大风险的诊断、治疗项目。然而，当公证所提出在医院设立一个受理点时，医院又表示拒绝，认为医疗公证有前提，不宜推广。
医疗公证书虽然只有寥寥百余字，但是对医生和患者均意义重大。不少市民对医疗公证表示微辞，在一家电器公司就职的陈悦小姐说：“医院不可以这么做，救死扶伤是医院的责任，如果有这样的协议，医院就是找借口来推脱责任。谁来保证医院的医德，谁来保证医生的手术质量？”一位常年身患高血压的患者忧心忡忡：“今后要是我不做公证，医院就不担风险动手术，做公证，万一出事都不能找医院，这可怎么办？”
而沪上诸多医疗机构对医疗公证表示理解：由于怕担风险而不敢为病人动手术，这在卫生行业是一个客观存在，因此，一些疑难杂症和高危病人往往辗转多地求医不着。医疗技术的创新本身就是敢冒风险的结果，然而，高难度的手术既有可能起死回生，也有可能加重病情、甚至导致病人死亡。某些病人在动手术前不知道风险、或估计不足，苦苦哀求医生开刀，一旦发生意外，首先想到的是找医院要钱、揍医生泄愤。这时，医院说病人“无理取闹”，病人说医生“草菅人命”，告上法庭也难辩明是非，许多医院领导和医生的精力牵制在和病人“打官司”上。
瑞金医院副院长俞卓伟表示：“医疗公证是建立在平等和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的，不是医院故意规避或片面加重病人责任的手段。”俞卓伟罗列了医疗公证的三大好处。第一是把诊疗的全过程和可能出现的风险、以及意外告知病人和家属，让他们在充分行使“知情权”的情况下慎重考虑，有时是生死抉择，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第二是公证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效力，使医务人员解除心理障碍，集中精力做好准备，制定防止意外的措施，既科学又放手地去救治病人。第三，一旦发生意外，有具有法律效力的第三方进行裁决，易协调认识上的分歧。
“病人没有自愿承担风险的精神，医生也不会有开拓精神，因此，在一定情况下进行医疗公证未尝不可。”复旦大学法学院王全弟教授告诉记者，“医疗公证是一种告知承诺，前提是医院一定要将病人的现状、手术方案和手术风险等全盘、真实地告诉患者，并在公证书上有所体现。公证并不能使医院免责，如果医院由于操作不当或者渎职导致医疗事故，病人或者家属可以进行上诉。此外，公证费用必须由双方共同支付。”（记者 仇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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