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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想爸爸？”
“想爸爸……”跪在贵州省贵阳市脑科医院神经外科3病房的9号床上，已经9岁多的张锐青嘴角流着口水，模糊地嘟囔着，笑容没有了。这时，几乎每个在场的人都感到了一丝窒息，心头酸酸的。
尽管院方尽了极大的努力，迄今累计为之付出了高达60余万元的治疗、护理、康复、营养等费用，但无论怎样，张锐青还是不能称为一个完全正常的孩子。他无法站立，语言迟滞，右半侧的脑部明显瘪了下去———那是部分脑组织坏死清除的结果。为了防止他翻到床下，床的四周，焊上了高高的铁围栏。围栏上，拴着个玩具电子琴。
“如果父母能和他一起共同努力，青青的康复肯定会更好些。”被张锐青呼为“蒲老师”的护士长蒲菊说。一问到他，不仅蒲，脑科医院的医务人员都会亲切地脱口而出“青青”两个字，就仿佛提起了自家的孩子。
没有父母陪伴，张锐青已经在这个特殊的大家庭里整整生活了近5年。
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张锐青本也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然而，1997年4月30日，这一切都戛然而止。4岁半，随母亲由省内六盘水市到贵阳亲戚家玩的他，不慎头部着地由4楼摔下，顿时血流如注，当场昏迷。
经贵阳市脑科医院诊断，张锐青遭受的是特重型急性开放性颅脑损伤，前额凹底骨折，脑挫裂伤，硬膜下血肿，伴股骨干骨折。当年参加抢救的医生回忆，“整个头部就像摔破了的西瓜，倘是成人，很难承受”。由于失血性休克，四肢无法输液，输血的针管只得扎在腹部。
幸好，他碰到了正在脑科医院交流协作的北京天坛医院脑外科专家张伟。通过两次精心而漫长的手术，命保住了。遗憾的是，就在他康复起步的时候，一直互相埋怨个不停的父母，却相继悄悄离开了医院。除了入院预交的3万元，从此便对刚刚挣脱死神手心的儿子不管不问———院方起初也曾想方设法几番与之交涉联系，全无结果。
出于人道的考虑，医院最终拍板将没地方“推”的张锐青留了下来。于是，神外3病房的20多个医生、护士都成了他的“爸爸”、“妈妈”。
术后转入病房，张锐青还处于昏迷状态，身体僵硬。护士们拔掉他的鼻饲管，每天不厌其烦，坚持亲自用小勺一口一口地灌喂麦片、牛奶等流食，并伴之肢体抚摸，以刺激其自主吞咽和反应。
她们还买来收音机，让他听广播，一遍遍对着他的耳朵轻唱儿歌……
就这样，张锐青的身体一天天逐渐柔软起来。3个月后，他终于睁开了眼睛，苏醒了。
1998年5月，由美籍康复专家孟恩惠女士牵头，脑科医院聘请并组成了一个10多人的康复小组，着手为张锐青进行康复治疗和智力开发。几个月的时间里，孟女士等用特制的器具和小玩具对他作爬行、上下床等有的放矢的训练，还时常带他到户外及邻近的幼儿园活动，感受青山绿水，与正常儿童共同玩耍，康复成效十分明显。
接下来，人们惊喜地发现，张锐青会嘟囔的歌越来越多，医生、护士许多都能叫得出名字了……
4年多过去了，神外3病房———这个为张锐青喂饭、换衣、洗澡、伺候大小便……谁都会争相上前、卷起袖子就干的群体，相继荣获了“贵阳市青年文明号”和“贵州省青年文明号”称号。
可是，不少时候，医生、护士们仍然感到，血缘亲情，是他们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替代的。偶尔一两次，张锐青的父母也会偷偷来蜻蜓点水般看一眼孩子。之后，他一准会连续好几天情绪低落、不言不笑。
有人说，张锐青的父母因不满医院没能把孩子治疗“还原”而离去，但4年多来，他们从来没有以此为理由堂堂正正地找过院方，或诉诸其他法律手段。
一位当地媒体的记者几经周折与张锐青的父亲取得联系，得到的回答是，把孩子带回家，医院就不负责了。他明确表示，对孩子的明天“没有打算”。
随着张锐青年龄的增长，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脑科医院院长向德芬说：“青青至今不能站立，主要原因是股骨干骨折，训练无法继续深入。为此，急需施行相关的修复手术，否则，年龄越大，效果越差，而手术需要父母的签字，给他们讲过，也没有回音。”
向已经决定，即便如此，为不错过时机，医院也要尽快落实手术。虽然，又得一次性花费2至3万元。
对于向和她的同事们来说，将张锐青的故事透露给社会并非所愿。毕竟，医院不是慈善机构，这样的故事尽管令人感慨万分，但谁也承受不起它的被再度仿效、再度“克隆”。
据了解，张锐青的父母在孩子摔伤后不久，便已离异。
小青青，何时能回到自己的家？他的家在哪里？(本报记者 谢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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