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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初关于“有人用艾滋病血液扎针”的传言在津城散播，一时间，“扎针”传言闹得人心惶惶。经过本市警方的努力工作，4名不法之徒落入法网，日前，记者见到了其中一名已经开始服刑的罪犯。
前一阶段，本市警方连续破获了两起以打艾滋病毒针相威胁的入室抢劫案，歹徒用装有红药水的针管诈称为艾滋病人的血液，以打针相威胁，胁迫受害群众。经法院审理，4名不法之徒分别以抢劫罪、强制猥亵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已入监服刑。日前，记者在天津市河西监狱采访了其中的一名罪犯。
他曾经是足球俱乐部的球员，并特招入伍
今年才26岁的徐涛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在铁路部门工作，只有他和妹妹两个孩子。对徐涛的培养父母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因为他喜欢足球，7岁开始送他到体校踢球，曾先后在我市几个很有名的足球俱乐部踢过球。16岁的时候因足球特招入伍,部队里的领导对他也很器重。后来他因为脚伤无法继续踢球，才不得不告别了他心爱的足球和军营，转业到铁路部门工作。
他辞了职，也认识了同案犯
由于嫌铁路部门待遇不是很好，徐涛辞职到开发区一家公司作进出口贸易。辞职后的徐涛接触的人更多，交往的范围更大了，与同案犯陶云就是这期间认识的。陶云当时在一家歌厅作服务生，而徐涛经常跟朋友一起到这家歌厅玩。徐涛是一个很讲哥们儿义气的人，又由于与陶云年龄相仿，二人挺谈得来，时间长了就成了朋友。用徐涛自己的话说：“那时候，陶云经济状况很不好，家庭负担又重，为了让他能生活得好点，我经常带他出去吃饭，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也叫着他，但是从来不让他花一分钱。”就这样，他们保持了几年的来往。两年前，陶云辞去了歌厅的工作，徐涛也离开了原来的公司，二人便失去了联系。
对“哥们儿”愚昧的义气让他终于铤而走险
2001年的圣诞节，徐涛突然接到陶云的电话，陶云告诉徐涛说自己结婚了，并约徐涛到他家看看。
那天，徐涛很兴奋，当场就叫陶云出去一起吃饭。他得知了陶云这几年生活得并不好，虽然已经结婚，与爱人就住在一间租借的平房里。那天，徐涛不知道能怎样帮“哥们儿”一把，临走时，把自己身上带的仅有的400元钱留给了陶云。那以后，徐、陶二人就常在一起研究怎样让陶云尽快摆脱贫困。对于这件事，徐涛觉得自己义不容辞。
一天，他们在报上看到一篇宣传艾滋病知识的文章，这时，外地也风传有人用装有艾滋病毒的针管扎人。这件事对于正酝酿谋求不义之财的他们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艾滋病这么可怕，人们都是‘谈艾色变’，要是用这种办法去抢劫的话，成功率一定很高。人们大概宁可损失点钱财，也不愿意染上这种不治之症。”二人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他们分头行动。由陶云去准备作案工具，去药店购买了针管、针头和红药水，而徐涛负责物色实施抢劫的对象。最后，他们把目标锁定在刘某身上，刘曾经是徐涛的同事，二人关系不错，前不久徐涛还曾经向刘借过《蜡笔小新》的光盘。
徐涛、陶云策划了自以为很周密的抢劫计划：由徐涛佯装给刘某送光盘，骗取刘的信任，当刘为徐涛开门时，陶云乘机入室抢劫。事成后，再由徐涛劝刘某不去报案。这样一来，既可以实现他们抢劫财物的目的，还不至于损害徐涛与刘的关系。为了不让刘某对徐涛产生怀疑，陶云还提出用鞋带将徐涛的双手反绑，佯装徐涛来给刘送《蜡笔小新》的光盘时，被陶云绑架，在威胁下去叫刘某的门。密谋后，徐涛给刘某打电话，约定了时间去给她送光盘。
案发那天上午10：00左右，徐涛、陶云带着作案用的工具，窜至刘某居住的河东区某小区。
陶云“押”着徐涛去叫刘某的门。听到是徐涛来给送光盘，刘某没有丝毫的戒备便打开了房门，陶云尾随徐涛进入刘某家。陶云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装有红药水的针管威胁刘某，称针管里装的是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并以给刘某扎针使其感染病毒相威胁，胁迫刘将钱物交出。刘某信以为真，将家里的600元现金及一张贵宾消费卡交给了陶云。这时，刘某的男友恰巧来找刘某。陶云见事情败露，夺路而逃。
在男友的帮助下，刘某迅速向警方报案。经过警方细致的侦查，徐涛伙同陶云抢劫的全过程逐渐浮出水面，在大量的证据面前，徐涛不得不交代了他与陶云共同实施抢劫的犯罪事实。很快，陶云也被抓获归案，并对自己伙同徐涛对刘某实施抢劫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法院审理，徐涛、陶云以抢劫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13年。
“都是哥们儿义气害了我……”
问起徐涛犯罪的教训，他一脸的愧疚：“当时不知怎么着,就是想帮哥们儿一把,所以就想出了这么个馊主意。根本没想过后果有这么严重，还自作聪明地以为只要我们不拿刀、不拿枪就不算是凶器，就算被抓到了，最多也就拘留几天，为‘朋友’值得。都是哥们儿义气害了我啊！……”
徐涛说的应该是心里话。当提到被他抢的同事刘某、他的父母、妹妹和年事已高的外公、外婆时，一直很平静的徐涛显得有些激动，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对不起刘某，这件事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可笑。为了一个所谓的朋友去伤害另一个朋友，用的又是这么愚蠢卑劣的手段。”说起家人，徐涛低下了头：“他们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尤其是妈妈，到监狱后的第一次会见，我看到妈妈明显苍老了许多，虽然她今年还不到60岁。”
“帮助人的方法很多，怎么也不能用犯罪的方法去‘帮助’啊？你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毁了朋友也毁了自己吗？”在记者的提问下，徐涛无言回答，只是在那摇头，好像也是对自己过去的行为不理解。记者又问他：“你用这种方法去实施犯罪，没有考虑它的社会危害性吗？”“我当时确实没去想后果，事发后感到了自己行为的严重，所以一审宣判后，尽管判了重刑，可我没上诉。”徐涛两眼朝窗外看着，“你现在想的最多的是什么？”“代价太大了。自由的生活离我太远了。”徐涛说完，两眼一直朝外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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