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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的中国问题建立在这样一个构架下:疫情数字建立在经验基础上，公共政策建立在经验产生的数字上
排序
中国艾滋病有地域性特征，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顾问夏国美将此描述为:西部以吸毒共用注射针头感染为主，中部以非法采集血浆感染为主。
这个判断显然得到事实支持，在中秋节前两天，重庆市卫生局召开2002年重庆市/联合国儿基会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暨重庆市人民政府2002年防治艾滋病协调工作会议，引人注目的是会上公布的一系列数字:截至今年6月31日，重庆市16个区县共报告艾滋病毒感染者129例，其中艾滋病病人10例，死亡9例。
当地媒体以《艾滋病发病高峰逼近重庆》为标题报道这组数据，将人们的关注放大之处在于，文中提及关于艾滋病排序的说法:重庆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排位在西部地区占第5位，在全国占第22位。稍加推算，则能直接得出类似“艾滋病发病高峰逼近中国”的推论。
几乎在去年同一时间，重庆市公布的相应排名是“在西部地区占第5位，在全国占第23位”，情况正变得愈来愈糟。前景集团中国社会市场营销项目负责人王振修说，他们在中国参与了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在卫生部的指导下，这一项目是目前国内性病/艾滋病领域最大的政府双边项目。提起重庆，王振修的感慨是非常遗憾，因为他们将开展的安全套社会市场营销项目选在云南和四川进行，将重庆市漏掉了。“那时我们觉得重庆市的艾滋病情况从表面上看还不是很严重，现在看来，这有失误之处。”
选择云南和四川的理由是，连续几年来，这两省的艾滋病疫情排名在前。2000年广东省卫生厅公布说，“广东省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人数现已跃居全国第4，仅次于云南、新疆和广西”，而排在广东之后的就是四川。联合国儿基会驻北京高级项目官员叶雷指出，云南是中国艾滋病的第一个爆发区，而且情况到现在为止仍然比较严重。
这几个排名前五位的省份位置相对稳定，从毒品入手，它们居高不下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了。记者去年夏天几次到四川、重庆采访，“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一类的标语从偏僻的小镇到大中城市随处可见，当地公安机关官员解释说，毒品从云南过境，四川是必经通道。毒品直接连带着共用注射器，导致艾滋病传播。重庆市卫生局官员说，艾滋病疫情在重庆大幅度上升的标志点是1998年，到了1999年，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总数就是前6年总和，共有15例。到了2001年，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番，变成29例。今年仅1～6月，报告数就已经是48例，“从全市建立的艾滋病哨点监测资料表明，艾滋病在一些高危人群特别是吸毒人群中传播呈急剧上升趋势”。“艾滋病病毒传播的三种途径的感染者在重庆均已发现，经吸毒途径感染艾滋病毒者占75.7%”。
夏国美去年到到西南地区做调查，她说她的发现很令人吃惊:“过去我们都说是有钱人吸毒，但我深入调查时发现，现在的吸毒者都是穷人，是大量的贫困农民。毒贩用金钱来引诱他们吸毒，最终培养成为他们贩毒网络的一分子。”
夏国美总结说，在中国，艾滋病更多和社会结构性的贫困联系在一起，比如因贫困而卖血，因贫困而卖淫，因贫困而被毒品贩子利用。“在四川，因为到河南卖血而得了艾滋病的人也有很多。我问这些农民，为什么要跑到河南去卖，他们说，四川卖血还要检查，河南就不用。而这些农民大多都有丙型肝炎，患上丙型肝炎的原因是，更早时他们参加正常的采血、输血被感染。”卫生部官员说，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最近几年在我国部分地区艾滋病疫情上升，与20世纪90年代初个别省份的部分地区违反规定和操作规程采集人体血浆用于制造生物制品有关。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毛寿龙的博士生王巧玲作过一篇论文《中国血液安全问题的制度分析》，她说，在西方国家，注射毒品和性接触是HIV的两大主要传播途径，但中国还多了一种:非法采血。河南、安徽、北京、上海也是报告感染人数较多的省份。一些学者就此指出，以吸毒为主的艾滋病感染者的传播途径正在向以性乱为主的传播途径过渡，在重庆，“到2001年底，全市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4万余人，近年来每年抓获的卖淫嫖娼人员约上万人左右，此外每年还有几百万的流动人口，是传播艾滋病潜在的危险因素”。而艾滋病一旦以性乱为主，将迅速蔓延，成为社会灾难。夏国美说，吸毒可以控制，只要政府做大量的注射器方面工作，只要有避免的意愿，一般就可以避免;血液传播也是同理;而最难控制的就是性途径。
数字
“百分之百的数字”，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科科长陈曦向记者解释艾滋病疫情报告数字的得来时，这样强调这些数字“没有假”。
陈曦说疫情报告数字得来有四个途径，首先是医院里的医生们在治疗过程中，会发现一些病人总也治不好，将这些可能的艾滋病患者送到陈曦所在的同类部门进行确诊。按《传染病防治法》规定，艾滋病和传染速度快的霍乱、鼠疫一起被列为城市必须6小时上报、农村必须12小时上报的三种传染病之一。“按理艾滋病没有那么急，主要考虑的是艾滋病影响大”。
第二种途径是通过国家级艾滋病监测哨点。对性传播疾病门诊就诊者、暗娼、吸毒者、长途卡车司机和孕妇五类人群监测的国家级哨点在2002年4月时总数为158个，包括新增设的男同性恋者监测哨点1个。
仅依靠医生报告，存在大量漏诊与误诊，陈曦说，一般共识是，临床报一个漏十个，而在中国，这个比例会更多。监测方式是在固定时间，比如上半年、下半年对固定人群抽样调查，“每个点一般400人左右”。比如对孕妇的监测就可以得出由母婴传播途径的数字——孕妇代表着健康人群，这样的数字有指针意义，说明艾滋病已经传染到了普通人群。
另一个途径是普查，进行一种专题性调查，“比如要评价性健康教育而进行的调查”。最后一个途径是患者自己检查。这样“百分之百的数字”——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去年是3万例左右，陈曦印象中，今年上半年新增了8000例左右。
无论是3万还是3.8万，都只说明这些人确确实实有艾滋病，但不能说明全中国有多少艾滋病感染者。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将这个数字得来的过程推衍了一下:假设该地艾滋病侵袭的主要人群是吸毒者，那么当地艾滋病感染数主要就由吸毒人数为基数算起，不过，“谁都不好说到底有多少人在吸毒”。数字是从各地方报上来的吸毒人数为准的;再根据经验，报上一个吸毒的可能会漏掉五个，按照一定的感染率再乘以漏掉的几率——这些都是建立在以经验为基础的估计上，就会得出总数。
卫生部在今年4月份公布“2002年全国重点传染病疫情预测报告”时宣布，截至去年底中国全国累计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是“约85万例”。不久，联合国相关机构宣布的数字为“约100万例”，有些观点则认为100万例也是保守估计。
夏国美对根据各地上报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数字搞的排名毫无兴趣，她认为这些数字“没有特别的意义”——“中国很多人死了都不知道是死于艾滋病，他们的死因经常写成肺炎一类的病症。在上海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陈曦说，去年他曾主动去搞过一次普查，今年却没搞，因为普查需要钱。去年他们对8000人的调查政府给了8万元，而今年没有这个费用，也就没去普查。各省几乎都是一样的状况，“坐在家里等待确认”，没有做全面综合的社会分析。另一个没有费用而泡汤的计划是，针对艾滋病数字的准确性问题，陈曦因为1995年在泰国做过吸毒人数统计，所以想在湖南推广在泰国比较认可的“捕获再捕获”的方法，这也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比较推崇的方式，“有一定的说服力”。陈曦认为，统计学上的方法应该运用到艾滋病数字确定上来。
而王巧玲深有感触的是，有关艾滋病数字在中国的“敏感”。她说她在做血液安全问题论文时，特意选择自己的家乡做调查，还找到了同学帮忙。结果相关负责人很直截了当地说，能提供的数字都只能是可以对外公布的数据。这给她的调查带来极大困难，很多一手材料的获得只能靠秘密途径，“有关具体数字和报告在各地监测艾滋病流行情况的防疫部门和他们的上级领导那里变成一道非常复杂的难题，几年间急剧上升的有关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数字成了一只烫手的山芋”。王巧玲说，在此问题上，人民的知情权被完全剥夺。
毛寿龙强调数字在中国对行政官员的特殊意义，比如一个地方的GDP数字、计划生育数字都直接表示行政官员的政绩——当然，现在这些数字变成了城市面貌。另一些数字与负面相关，比如上访人数、艾滋病人数。陈曦也说，对于高危人群的具体数量，其实很多单位都不愿意查。他记得与此相关的一个例子:2000年他在广东开一个有关毒品问题的会，结果云南方面报的数字是当年他们的吸毒人数4万人，而在1990年，人数是5万人。陈曦说他不明白这一万人都到哪儿去了，是吸毒或得艾滋病在十年中都死去了，还是都去其他地方了？后来有人指点他:谁老实报数字，报得离真实情况愈近，显得工作做得愈不好。
在重庆市卫生局相关文件中，也可以看到建立在“经验”上的数字对政府工作的影响。在总结重庆市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存在主要问题和困难时，有这样的字样:“认识不到位致使工作不到位是目前我们防治艾滋病工作中的最大障碍……这种出于怕影响经济发展、怕影响社会安定的好心，不主张宣传艾滋病防治工作，不为防治工作人员开展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和干预工作创造条件，甚至阻止他们去调查了解情况，反映实际存在的问题，隐瞒或延缓疫情上报……”
联合国的一个工作组在今年6月底公布一份评估报告，称艾滋病流行在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呼吁中国进一步加强政府在艾滋病控制领域的职能，投入更多财力人力，唤醒公众的防病意识，消除歧视。有学者指出，发表在中国官方网站上的这段话在《纽约时报》上则变成这样语气十分严厉的措词:联合国公开批评中国政府对艾滋病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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