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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天津第二次生育高峰期中出生的孩子如今已经全面步入育龄期，但人们猜测和担忧的生育浪潮并没有出现。
有关数据资料显示，目前天津市人口增速反呈下降趋势，2001年新出生的婴儿比1997年递减2万余人。天津市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现在1962年，增长势头一直持续了14年。
天津市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2001年全市(包含市区和郊县)的新出生婴儿数为7.46万，这一数字比五年前要少2.4万人。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也显示，全市0岁至14岁的少儿组人口为167.6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6.8%，人口规模比1990年“四普”时的199.4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22.7%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
孩子越来越少，造成学校的生源严重不足。除一些重点热门小学外，不少小学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由于招不到新生，一些学校不得不取消了招生计划，将学生调配到其他学校。如果连续几年都因招不到学生而无法开班，学校就有生存危机了。基础教育机构也在迅速萎缩。1995年，天津市共有各类托幼园(所)4695所，教职工24259人，教养员13275人，而到了2001年，本市各类托幼园(所)数量为2566所，减少了近一半，而从业的各类教职工、教养员也都对半锐减，其数量分别为12439和7035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初中、高中学校也会同样受到生源紧张的冲击。
造成低龄人口负增长的原因是，如今的年轻人不仅晚婚，而且还将育龄向后推迟，甚至不要孩子。天津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刘丽娜副处长说，过去人们20岁就结婚成家了，如今26岁、27岁结婚的人所占的比例在减少，30岁以后才成家的越来越多，而生孩子多在32岁、33岁左右。据市卫生局妇幼处不完全统计，去年全市各大医院共接诊了4000名左右年龄在35岁以上的高龄孕妇，高龄孕妇所占比例较过去逐年攀升。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天津市区总合生育率下降到0.9，这意味着10个育龄妇女就有一个不要孩子。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生育率下降正从政策控制生育率转向自发控制生育率。孩子越来越少，除了计生部门的努力外，社会经济的剧变对生育行为带来的冲击也不容忽视。
吴女士3年前生下儿子，她粗略销算了一笔账，儿子仅在上小学前的开销就超过10万元。在高额费用的“威慑”下，有的干脆打定主意不生育后代。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建民认为，社会经济对生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养儿为防老”观念曾统治了中国社会几千年，但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养老已不必仅靠儿女。为此生孩子的热衷程度就步入了社会正常的繁衍轨道；二是现代青年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多，对生育的注意力有所下降。为了将来更好的发展，许多人放弃或是推迟了生育；三是生育成本不断增大，加之对精力、投资资源的消耗，使得生育的机会成本也在增大。于是很多人对生育有所顾忌甚至恐惧。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郭鸿懋则认为，控制人口增长虽然不能直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但它却以减少人口和消费、提高人均水平的形式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不仅节省了巨额的抚养费，而且减轻了给人民衣食住行和教育、就业、医疗、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压力。
天津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1980年到1990年间，全市平均每年新增GDP的5.76%被新增人口所消耗，而在1991年到2001年间新增人口消耗新增GDP的份额降到了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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