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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还是死？这个古老的命题，在中国即将采用一个新的标准。
日前，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亲自撩开中国“脑死亡”立法的神秘面纱。据说，符合中国国情的脑死亡诊断标准初稿已完成，目前正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
这是自1986年，中国医学专家多方呼吁脑死亡立法以来，国家卫生部官员首次公开表示给予支持。消息传出，多方关注。
“脑死亡”立法意义重大：它不仅带来更文明、更进步的“死亡”标准，同时也为器官移植增添了一条现实通道。作为我国器官移植技术走在前列的我省，医疗界对此持何看法？记者就此采访了我省有关专家。
脑死亡立法两大意义
器官供体增加我国等待换肾的病人高达30万，每年也只有2700多位病人等到供体。
据调查统计，目前我国约有100万至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每年实施的手术仅有1.3万例。许多危重病人因不能及时得到器官移植而死亡。
从事心脏移植多年的浙江省人民医院许林海主任医师，一提起那些因缺少供体而无奈地撒手人间的病人，心中总有一阵隐隐的痛。4年间，许林海已在他管理的病房里“送走”6位这样的病人，目前还有5位病人在等待供体。
据专家说，如果是很新鲜的尸体，眼睛角膜可移植、皮肤可移植。脑死亡后立即捐献的尸体，肝脏、心脏、肾脏等脏器质量都较好，能够更好地进行器官移植，会使成千上万的病人获得新生。
节省医疗资源据粗略估计，我国每年为脑死亡后的“抢救”支出的医疗费用高达百亿元。抢救一个“脑死亡”病人，花费的治疗费用在一周时间里就可能达到十几万元。
我省一位医学专家指出：对脑死亡后毫无意义的“抢救”措施和其他一切安慰性、仪式性医疗活动不但是一种愚昧的医疗行为，而且给国民经济和医药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抢救一个脑死亡的病人一天的费用，可以治疗上百个普通病人，把大量的资源浪费在100%不可救活的病人，这和完成卫生改革的目标是不相称的。
目击生命的煎熬一名患者在等待肾移植的日子里
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苦苦挣扎。这种痛苦的感觉，撕扯着许多正在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
35岁的沈冬海，黑龙江人。上周五早晨，记者在浙医一院肾脏病中心透析病房见到他的时候，他的心情还不错：因为那天主管医生告诉他，可能会有肾供体送到浙医一院，这意味着他将有可能告别痛苦的“炼狱”般的生活，如果一旦配型成功，那么他就终于在历经了五年多的等待之后，重新回到“人间”，恢复正常人的生活。
主管他的护士长袁静悄悄告诉我，“等待供体”成为这4个多月来惟一能左右他情绪的事情。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次，他满怀期待地等着配型的消息，与家人也能有说有笑，情绪挺高，但是一旦得知供体不合适，他就难过的一声不吭，一连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我就盼着换肾的这一天。”沈冬海充满期待地说。沈冬海说，自己生病前是个性格开朗的硬汉子，而且在工作单位也是业务骨干，但是在被尿毒症折磨的这5年里，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他变成了一个毅志“虚弱”的人。但如果能够进行肾移植，他觉得自己会重新振作起来。
记者轻轻退出血液透析室，看着病房里满满躺着的四十多个病人，据了解，这批病人当中就有一大半都在无奈地等候着肾移植的进行。
昨天，记者再次打电话前去询问沈冬海肾移植配型的情况。护士长袁静高兴地告诉我：上周五配型成功，当天就实施了手术，而且手术很成功。
浙医一院肾脏病中心主任陈江华教授说，像沈冬海这样的病人是非常幸运的，他可以开始正常人的生活。
但这样的幸运儿真的太少了。目前尿毒症的发病率高达万分之一，浙江每年要新增近4000名患者，浙医一院每年要新接收患尿毒症而不得不进行肾移植的病人近500人。但是真正能够等到肾供体完全手术的可能仅在200人左右。
器官移植专家、浙医一院院长郑树森：脑死亡法大开生命之门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医一院院长郑树森，是全国著名的器官移植专家。同时，他还是卫生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
近年来，郑树森院士一直非常关注国内“器官移植”和“脑死亡”的立法进程。他告诉记者：“脑死亡”立法意义重大，非常有必要，我很赞成对“脑死亡”进行立法。
“脑死亡”立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器官移植的开展。从浙医一院的情况看，由于其肝移植在国内领先，所以许多患者慕名而来，但是由于供体太少，所以目前就有10多名肝病重症患者正在排队等候。如果能实施“脑死亡”标准，器官移植的供体数量应该会有所增加。
最后，郑树森院长也谈到了，老百姓完全接受“脑死亡”的标准会有一个心理过程。他相信，通过立法，可以保证“脑死亡”实施的科学与严肃性，当然还需要尊重自愿的原则。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观念的更新，最终受益还将是众多的患者。
浙江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马伟杭：“脑死亡”立法，体现了医学和社会观念的进步
现代医学对“脑死亡”已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因此“脑死亡”立法出台已有扎实的医学基础。现在，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社会基础”，也就是老百姓如何接受“脑死亡”的概念。估计，我国社会对“脑死亡”的认可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在涉及伦理学、社会学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据估计，“脑死亡”立法正式出台可能还需要几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做好医学知识的普及工作，的确很重要。同时，“脑死亡”法出台后，还需要建立一系列具体的可操作条款，最终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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