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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娱乐信报》5月5日报道，眼下，护工、卫生员包括送餐员等辅助护理人员的急缺已经成了北京一些重点防治“非典”医院的燃眉之急。据北京胸科医院的周院长介绍：“以前医院里的临时护工月薪大概在350元左右，但自从有了非典疫情后，考虑到他们的工作强度和危险性，我们把招聘薪水标准提到了3000——4000元，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没有招到足够的人。”
在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只因护工缺乏而使整体“战役”受到影响，这确实有些出人意料。可仔细想来，此事又似乎是在情理之中。
作为护工，同样的劳动，此时的劳动价值与彼时的劳动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工资水准自然不能一样，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在平常时期，这本没什么奇怪，可是当我们遇到非典这样的非常时期，护工这个环节就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软肋”了。
护工这个行当起源于何时，怕是不太容易考证了。但从人们的印象中回忆，大概不过二三十年。也就是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医院里根本就没有护工，对病人的护理或由家属陪床，或由护士代劳。笔者曾经为住院的家属雇过护工，在与护工、医院有关人士聊起这个问题时，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医院的护理服务无法延伸到为病人接屎接尿的地步，而病人及家属又确有这个需求，再加上改革开放后社会闲散人员的增多，大量外地务工人员涌进城市。有需求的，有愿意干的，护工也就自然而然出现了，而且人数、价格、服务质量也完全是随行就市。可以说，护工完全是市场的产物。
护工形成了“市场”后，自然也就有了一定的市场形态。据笔者观察，活跃在各医院的护工基本分为两类：一是经医院统一培训、统一着装、统一调配、统一纪律约束的有一定组织化程度的护工，由医院安排调配。另一类是散兵游勇式的护工，医院只向他们收取数额不大的管理费，算是准许了他们入院服务，其它一切服务内容，服务标准、价格等一律由雇佣双方自己去谈，医院一概不管。这样的护工，最大的好处是价钱便宜，但没有经过培训的护工服务质量没有保障。
护工形成“市场”，很大程度上与医院的观念有关，他们认为，病人的生活护理只能由病人及家属自己雇人解决。而患者自己雇的人，又必然素质参差不齐，且无法纳入医院的统一管理，客观上存在着队伍松散，组织无序，契约意识与责任意识薄弱等不稳定状况。患者的生活护理算不算医疗工作的一部分？恐怕没人对此提出疑义。但是，医院从来没有把护工所从事的病人生活护理，与护士所从事的医疗护理相提并论，从而没有、也不想将护工列入医院的组织管理序列之中。换言之，护士是医院的“正式员工”，而护工则不是；护士被称为“白衣天使”，而护工也不是。物质待遇与身份待遇的双重巨大差异，这就是为什么“非典”当前，护工们跑了个干干净净，而护士们却迎险而上，很少有临阵脱逃者最客观的解释了。
由此，笔者以为政府医疗管理部门是否可做这样的思考：将护工作为医疗资源的一部分，纳入医院的统一管理。让他们像护士一样，接受正规培训，改善年龄结构与文化结构，成本纳入患者的医疗费用。物质待遇与身份待遇的落实，可使护工综合素质更有保证，队伍更趋稳定，从而不大可能会出现“平时月薪350，此时4000无人应”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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