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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李超元
非典的社会威慑力来自于对人类生命的危害性，也来自于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少，来自于它的神秘的突发性和传染力。非典的突然袭击像一把放大镜，一下把那些不符合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的危害性凸显出来，迫使人们重视，迫使人们改变；否则生命就可能被非典淘汰。
“非典现象”至少使我们对两条真理加深了认识和体验：一条是个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每个“个人”都是社会的有机部分，相对于别人都是“他人”。而这次非典的无情传染，使人们都体验到每一个他人都可能对自己带来“影响”，体验到自己很难超越人的社会性。因此，自己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不仅是为自己，客观上也是为他人的健康创造卫生环境。而关爱他人的健康也是关爱自己的生命。另一条就是，人类需要不断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提高自身文明的进化程度。从人类自身发展的历程来看，人类和自然界从来都是处于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中。自然灾害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培训”人类生存能力的课堂。尽管有时这种“培训”好像很残酷，但这恰恰是人类向文明进军不得不经历的磨难。这次“非典现象”，不过是自然界对人类生存能力千百次“考验”和“培训”中的一次而已。它让我们再一次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必须不断深化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不断提高自身生活方式的文明程度和生存能力，才能不被自然界淘汰。
对“非典现象”的另一种反思，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用科学的理性对待突发性灾害。人是有理性的高级动物，人的理性力量能够使人很快从紧张恐惧中镇定下来，及时进入“理性应对”状态。这种理性应对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畸形的理性应对”，一种是“科学的理性应对”。所谓畸形的理性应对，就是千方百计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即求助于神灵的力量。这可以说是几千年来神灵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深层心理原因。在前一个时期一些有关蟒蛇成精、哑巴说话之类的传言四起，就是一种畸形理性应对的表现。“科学的理性应对”就是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坚信科学的力量，积极探索防治非典的科学办法。这里既包括医药界对非典病毒的研究和药物防治，也包括普通市民采取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进行预防。诸如室内保持空气清新，经常换洗衣服，少去公共场所，不随地吐痰，外出回家要洗手等等。过去，有些人生活方式中的一些不良习惯，长期不想改变，也不当一回事，但是在非典的压力下很快就改变了。这种因防御非典而引起的生活行为的良好变化，应该说是又一次体现了人与自然灾害的“互动”作用，是自然界对人的不文明行为的又一次“矫正”，也可以说是自然界对人类生活方式是否符合生命健康规律的又一次严格检验。多少年来，尽管我们不断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但一些人不讲卫生的坏习惯很难改变。而非典这一偶然因素的出现，却助了一臂之力，把日程表提前了。我们不能小看这些良好生活方式变化的意义。这种改变本质上是人类适应生存规律的一种改变，是对人类抵御疾病灾害的理性力量的一次强化。
最后需要思考的是，非典迟早定会被控制。当非典的威胁一旦减弱时，现在的一些卫生习惯是否能够坚持？如何使原先的不卫生、不科学的生活习惯不“反弹”。这确实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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