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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的眼里，“SARS”是令人恐惧又奈何不得的恶魔，但在刘维宇的眼里，“SARS”除了是令他恨之入骨的病魔以外，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研究“对象”。
自从刘维宇所在的医院里发现“非典”病例以后，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人类必须攻克的医学课题，这个课题不解决，人类的健康将一直受到潜在的威胁。他想，尽管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心血管病，但他可以对“非典”病例进行详细观察和纪录，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一些设想，为传染病学者提供第一手的参考资料。在他的眼里，医学属于全人类，没有门第之分。出于这种考虑，在没被传染的几天里，刘维宇每天都一次次近距离地与“非典”患者接触，通过询问、观察、分析，对每位患者在不同时段的不同症状作出详细的纪录，任何一个情节他都不肯放过。
有一天，心衰患者郭志刚老汉进入了刘维宇的视线。刘维宇惊奇地发现，这个病房八位患者中的七位都出现了“非典”病症，唯独郭志刚老汉安然无恙。刘维宇马上查找他的病例，发现他在近日得过结核病。一个大胆的设想进入了刘维宇的脑海，难道说结核病人会产生能抵御“SARS”病毒的抗体？如果真是这样，防治“SARS”的疫苗不是可以找到出路了吗？于是，他更加仔细地观察和记录着这个患者的各种情况，即使他病倒以后，也让同科室的人继续着这个工作。也许刘维宇的设想并不是制服“SARS”的最终武器，但他的这种钻研意识感动着每一个知情的人，他们都乐此不疲地完成着刘主任留下的任务。
刘维宇有一位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好朋友，他听说刘维宇染上“非典”后，马上推荐了一个治疗处方。刘维宇收到后，立即要求医生在自己身上使用。他说：“目前治疗这种病还没有更有效的方法，就用朋友给的方子在我身上试验吧。如果成功，我会有更多的时间为患者治病。即使失败，也能为医学事业做点贡献。”
2003年5月11日，是刘维宇生命的最后一天。在他弥留之际，他对身边的人说：“看来我是挺不过去了。如果我能活着，我不会放过‘SARS’这个恶魔。我死后，把我的遗体献给医院，留作研究用。‘SARS’让我死不瞑目呀！”他的一席话，令在场的人潸然泪下。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尽管“非典”恶魔尚未被消灭，但刘维宇制服“SARS”的宏愿，一定会在后来者的努力中变成现实！(吴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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