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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死亡”是死亡吗？“脑死亡”、“心死亡”谁更科学？
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家住武汉市的毛先生在和家人一起看录像时，突然头昏冒冷汗，很快昏迷……心还在跳，怎能不抢救？
何谓“脑死亡”？“脑死亡”的标准是什么？实施脑死亡究竟有何意义？实施脑死亡难在哪？一个“脑死亡”患者，发展到“心死亡”，大约需多长时间？
一个人是否死亡由医生说了算，医生的权力是否太大？会不会造成“草菅人命”？会不会构成“谋杀”？
2003年4月10日，武汉同济医院的专家按照世界医学权威机构对于“脑死亡”的定义和国家卫生部“脑死亡”法起草小组的最新标准评估，在征得病人家属的同意后，宣布一位脑干出血的毛姓患者正式死亡。这也是中国内地首例真正意义上的“脑死亡”病例。
但是全国首例“脑死亡”事件，最近在其发生地武汉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心还在跳，怎么能不抢救？诸如此类议论纷纷。当事人家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专家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像死者的家属一样，尊重科学，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责难。
医学界已承认“脑死亡”比“心死亡”更科学，但在世俗力量面前，这种观念往往得不到人们的理解，甚至还引发矛盾和冲突。当事人家庭所承受的压力，正是传统观念和科学的交锋，这也是“脑死亡”立法与否在中国争论达二十多年的主要原因。
首例“脑死亡”在武汉判定
2003年2月22日，家住武汉市的毛先生在和家人一起看录像时，突然头昏冒冷汗，很快昏迷。在当地医院抢救后，次日早晨，家人将其转入同济医院，毛先生有严重的高血压和糖尿病，血管硬化，脑部出现血肿，被诊断为脑干大出血。虽经全力抢救，但病情继续恶化。
第二天下午5时，毛先生呼吸、心跳突然停止，进入深度昏迷。仪器显示，他的脑电波已经消失，脑部血流停止。用了呼吸机和相关药物后，心跳虽恢复到每分钟130次到140次之间，但瞳孔一直是放大的。从临床上看，患者已进入“脑死亡”。但由于“脑死亡”标准尚未进入临床实施，抢救工作仍要继续。
参与抢救的医生之一，“脑死亡”协作组负责人陈忠华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脑死亡”立法。他解释：人在“脑死亡”后，心脏仍可以依靠机器和药物维持。但如果患者大脑全部功能不可逆地衰竭并永久性丧失，也就是脑部神经死亡后，就不可再生。“脑死亡”就意味着人的真正死亡，脑死亡比心脏死亡更科学。
但是，实施“脑死亡”诊断必须得到患者家属的同意，毛先生的亲属听完医生解释后，同意了“脑死亡”的诊断。
于是毛先生成为我国被实施“脑死亡”标准诊断的第一人，这也是中国内地首例真正意义上的“脑死亡”病例。他及家人为医学事业做出了可敬的奉献。
“脑死亡”诊断慎之又慎
2月25日下午4时21分，陈忠华教授、神经内科张苏明教授以及心脏、麻醉等科室的数十位专家，再次来到毛先生病床前，为其实施第二次“脑死亡”诊断。种种测试显示，毛先生的脑干功能已完全丧失。
5时30分，专家们在对各种测试结果进行仔细研究后，纷纷在死亡诊断书上慎重签名。
当晚9时35分，在毛先生亲属的目光下，医生们再次为毛先生做了诊断测试，其结果和5小时前一致，患者30多位亲属在同意书上签字：“同意拔管，同意录像”。
2月25日23时05分，亲属们目睹医生停止了毛先生的呼吸机。21分钟后，毛先生心跳停止。
我国就这样实施了第一例“脑死亡”标准的诊断。
“脑死亡”标准首次被披露
公众注意到，以前只出现在医学教材上的“脑死亡”诊断标准将被列为法律规定。正在由国家卫生部“脑死亡”法起草小组制定的“脑死亡”诊断标准不久前首次被披露，这个标准对“脑死亡”做了严格定义。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王贵怀认为，“脑死亡”标准的明确为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提供了新的供体来源，同时可以节省医疗资源。不过也有医生担心，“脑死亡”家属仍然难以接受。
诊断标准中规定，“脑死亡”是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患者的临床症状为深昏迷，脑干反射全部消失，无自主呼吸(靠呼吸机维持，呼吸暂停试验阳性)，脑电图平直，经颅脑多普勒超声诊断呈脑死亡图形，且观察12小时无变化，方可确认为“脑死亡”。目前医院只有临床死亡标准：心跳、呼吸停止，心电图呈直线、瞳孔散大等。
以前我国对“脑死亡”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脑死亡的评定方法只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教材里。”王贵怀医生说。旧的“脑死亡”诊断标准是：患者只有心跳，没有自主呼吸，深昏迷，脑电图呈直线，对外界刺激没有反应。据北京博爱医院神经科张通主任介绍，除了外伤，造成“脑死亡”的疾病有脑炎、脑出血、脑缺氧和窒息。
据了解，在“脑死亡”的状态下，患者各种脏器是完好无损的，血液中还有氧气，是做移植手术、挽救他人的最佳时机。当然实施移植手术的前提是患者或家属同意。但实际上，家属看到亲人仍有心跳，在呼吸机的帮助下仍在呼吸，就认定亲人还活着。其实“脑死亡”已经没有抢救意义了，继续维持只能无端浪费钱财。
“脑死亡”是个科学问题
在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死亡不再是一个常识问题，而是科学性很强的问题。一个按常识判断已经“死亡”的人，在现代医学的拯救下，很有可能死而复生。同样，在我们常识看来还活着的人，在西方许多国家的法律中，早已被判断为死亡，“脑死亡”就是这样的情形。根据医学和法学界提供的材料，世界上已经有80多个国家以法律或医学标准的方式承认“脑死亡”，并以“脑死亡”作为医疗和法律的结论。不过，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目前还只能接受一种常识化的死亡标准———心跳和呼吸都停止，身体冰凉。
有报道说，中国第一个提出“脑死亡”立法建议的是一个搞器官移植的医务工作者，为了照顾公众的情绪和理解力，也为了减轻认知方面的阻力，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脑死亡”标准时，一直坚持“让器官移植专家走开”。而坚持以“脑死亡”为死亡标准的医学界人士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也一再声明，节约医疗资源、提供器官移植并不是制订“脑死亡”标准的直接和主要动力。
媒体评论员蔡方华先生说，国际医学界一直也把“脑死亡”与器官移植区隔开来，避免公众的误解，但是，在一些国家的立法中，并没有回避器官移植，德国就是在新的器官移植法中，首次承认了“脑死亡”，日本也是在器官移植法中把“脑死亡”作为医学和法律死亡的标准，这样的例子不少。公众对科学的信赖超过了常识，普遍认同“脑死亡”的科学基础，了解“脑死亡”的判定程序，就没有必要回避器官移植。所以，如果要让中国的老百姓也接受“脑死亡”的标准，重要的不是择清“脑死亡”与节约资源、器官移植的关系，而是要反复讲明“脑死亡”是一种科学结论，是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反复证明、并无争论的科学定论，接受“脑死亡”标准其实是对生命的真正尊重。
众说纷纭法律界存在争议
从器官移植的角度说，人“脑死亡”之后，其他器官可以捐献出来拯救别的生命。因为“脑死亡”后的病人有一段时间脏器血液循环还未停止，此时实施器官移植手术容易成功。在英国，一个人捐献的器官和组织可以帮助30个到40个需要进行不同类型器官移植的病人。
对于脑死亡诊断标准的实施，在法律界还存在很大争议。
一种意见是，“脑死亡”只有医生才能判定。一个人是否死亡，医生说了算，过去谁都可以掌握的“摸心跳，测呼吸”的方法不再管用。医生的权力是否太大？若医生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和道德水平，是否会造成“草菅人命”？另外，如果患者家属跟患者之间有深刻矛盾，和医生勾结起来，是否会构成“谋杀”？
专家表示，中国的“脑死亡”判定标准，将是世界上最严格的。就以毛先生临床判定“脑死亡”为例，就动用了来自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麻醉科的8位专家，每次的检测项目多达10多个。
专家认为，并非每位医生都具有“脑死亡”诊断资格，只有经过专业训练，有相当的道德水准及足够医疗经验，并获得认证的脑神经专家，才有这样的资格。
科学还是伦理
由医学专家以国家卫生部“脑死亡”法起草小组的身份，在正式场合公布“脑死亡”诊断标准，其意义不同寻常。“脑死亡”立法在稳步推进，以“脑死亡”来界定生死，大概已经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媒体评论员张天蔚指出，如果以唯物主义的观点视之，人的死亡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如何对待死者，才是社会伦理问题。而在人们的经验中，以呼吸、心跳长时间停止为表征的死亡，是一个可以直观判定而无须争议的事实。科学问题已经解决，随之而来的伦理问题可以与科学问题截然分开。
在人们还不能普遍接受以科学的而非经验的方式对生命进行判定时，科学问题就与伦理问题搅到了一起。在过去关于“脑死亡”的各种争论中，医学家们始终坚持“脑死亡”就是死亡，因此“脑死亡”标准的实施并不给人们增加额外的伦理难题。而反对实施“脑死亡”标准的人也往往首先对“脑死亡”的科学依据提出质疑。而如果这一关不过，那么生者面对的伦理问题就是不知如何对待死者，而是拯救还是放弃的伦理困局。
因此，如果要推动“脑死亡”立法，医学界首先要做的是清晰地将科学问题与伦理问题进行剥离，以切实可靠与有效的证据和方法告诉人们：“脑死亡”就是死亡，进而让人们像接受以往对死亡的经验判断一样地接受“脑死亡”对生命的宣判。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谈论死者的医疗费用，或对死者的器官移植，应该没有太大的障碍。
不幸的是，医学界在提出“脑死亡”立法的同时，就急切地提出了节省医疗费用和脑死亡者的器官利用价值问题，甚至有人直接将其列为推动“脑死亡”立法的理由。尽管上述两个问题可能一直在困扰着我们的医生，但是普通百姓还不敢以“脑死亡”来对自己的亲人进行是死是活的判断的时候，医学界即使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也需要在论证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公众的心理感受，以消除公众的伦理困惑。卫生部官员曾表示，即使“脑死亡”立法，“脑死亡”和传统的死亡标准也可以“并行”，这应该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张天蔚说，人类对自己、对生命、对死亡的认识，总是在不断地发展。现在被视为“自然”的死亡标准，一定也曾经有过不断被验证然后被普遍接受的过程；第一个把不再喘气的亲人埋掉的人，一定也有过踌躇。因此如果“脑死亡”确实是一个可靠的标准，就一定会逐渐被公众所接受。在此之前，最好还是慎言“脑死亡”者的利用价值。
目前有14个国家为“脑死亡”立法。1986年以来，我国医学专家就在为“脑死亡”诊断标准以及立法多方呼吁。国家卫生部的“脑死亡”诊断标准已六易其稿，但仍然没有进入立法程序。那么，实施脑死亡究竟有何意义，实施脑死亡的障碍又在哪里？有关医学专家认为，确认脑死亡观念和实施“脑死亡”，可以适时地终止无效的医疗救治，减少无意义的卫生资源消耗。
一个已经“脑死亡”的患者，在凭借机器和药物的情况下，发展到心死亡，平均约有7天时间。其间，医务人员不得不进行大量无效的“抢救”工作，而一个“脑死亡”者，每天要花数千元以维持呼吸、心跳。对死者来说，这种做法既不科学，也无价值。“脑死亡”立法不仅仅是为了节约资源，也是为了让人死得更有尊严。实施“脑死亡”标准，为“脑死亡”立法，是尊重科学、移风易俗的大事。
“脑死亡”作为一种更科学的诊断标准，目前已被包括中国在内的约80多个国家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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