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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一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即将踏上教师岗位的陈雪梅，为了给突患白血病的弟弟筹钱救命，立下誓言：“谁愿意支付弟弟的医药费，我愿意陪伴他一辈子”。此“征婚救弟”的情急之举引起社会纷纷捐款，可2万元的爱心捐款对30万元的医疗费来说仍是杯水车薪。但“征婚救弟”也被当事人的一些老乡斥之为“不要脸”的举动。真是如此吗？
“征婚救弟”之举也许的确不合婚姻的爱情要求，但是当事人是在百般无奈之下作出的如此选择，只要是个稍有同情心的人，一看便知这实属无奈之举。在婚姻与亲人生命之间的二难之中，当事人作出如此的选择，一没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二没影响他人利益，可以说没任何的可指责之处。倒是如此说法，使人觉得要么是出于对生命价值的无知，要么是个虚伪的“卫道士”。
值得注意的是此“征婚救弟”所折射的信号：近几年来，象此类“征婚救弟”式情急救命之举，在社会出现也不是一件两件了。这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个社会问题，即当一个公民在生活中受突发事件的影响危及生命时，而此时个人及社会公众又无力解决时，当地政府该怎么办？是袖手旁观，还是该站出来，这不仅关系到政府是否视百姓危急为自身职责，与平民百姓同甘苦休戚与共的问题，同时也是衡量政府保障体系是否健全的“标尺”。
其实，当社会公民碰到上述危急之事时，我国宪法的第四十五条早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力……”，而宪法同时也规定政府有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也就是说，每当公民遭遇类似上述危急情况时，当地政府应该而且必须挺身而出，竭尽全力予以救助。
当然，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方的救助保障能力也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只能是救助能力间的差别，而不应该是是否救助上的差异，更不该是不予救助的理由。
所以上述“征婚救弟”所指向的警示，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健全社会救助保障体系的问题，也是我们的政府在职能转变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在这个“转变”中首要的就是要先解决“执政为民”的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类似“征婚救弟”事件的出现，实际也是对地方政府要做好社会保障工作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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