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天前，安徽来京的朱治田在工地里被空中坠落的铁板砸伤；今天，盆骨3处骨折的朱治田仍然躺在工地宿舍里等待处理结果。90天里，朱治田先后五次被工程管理方送到医院，但每次都在重复一件事———检查，检查完后又被送回了工地。此间，他没有住过一天医院。
1月2日，延庆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已受理朱治田提出的工伤鉴定申请，并将于6日对其伤情进行正式鉴定。这份鉴定将影响朱所能得到的赔偿数额。而朱更想知道的是，90天时间里被耽搁了的伤情，究竟由谁负责？
2003年12月25日，在丰台区草桥东路南珠苑工地生活区的一间屋子里，记者第一次见到朱治田。
这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屋子，一共摆了4张分上下铺的铁床。45岁的朱治田躺在其中一张床上，头发凌乱，面色灰黄，一床满是污渍的破棉被盖着受伤的下半身。在记者逗留的一个多小时里，朱曾经借助拐杖站了起来，但只坚持三四分钟后便又躺下了。
朱治田说，另外7个床位原来住着他的工友，十几天前他们都回家过年去了。他本来打算和工友们一起回家的，但此事至今未有处理结果，便留了下来。但他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此事才会有结果？又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
天降铁板砸伤工人
2003年10月4日下午1时20分左右，北京方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草桥东路南朱园小区4#10号楼工地。
朱治田和工友阮景红、丁胜清以及带班的木工组组长阮小军四人正在合力移动一块水泥预制板。头顶上，塔吊正将一块300公斤重的铁质模板从21楼往下吊。
1时30分，危险来临。一名工友突然喊了一声“赶快跑”。朱一愣，再抬头一看，吊到了4楼高度的模板正在急速往下坠。
“我当时没跑，我也不知道往哪边跑。”斜坠下来的模板一端重重地砸在朱的左胯上，朱顿时扑倒在地，昏迷不醒。
“他们以为我死了。铁板太重，没有人敢上来抬铁板。”朱回忆道。幸亏模板另一端砸在了旁边几块侧立着的预制板上，而没有压住朱的上身，否则这一砸可能就要了他的命。
昏迷了十几分钟，朱缓缓醒来并开始喊救命，随后被工友们救起。组长阮小军和塔吊所属的结构组包工头杨孟凯拦了一辆出租车，将其送往天坛医院。
朱治田事后得知，模板脱落是塔吊吊钩开焊引起的。开焊的塔吊是结构组的，属于施工单位之一重庆津北建筑公司。而朱治田是木工组的工人，属于湖北省咸宁市建筑公司。
五进医院未得救治
当天，天坛医院骨科对朱治田的诊断显示，朱“左髋臼水平盆骨内侧缘骨质结构欠规整，L1椎体略显呈楔形改变”。朱随后被抬到天坛医院5楼的住院部，但在医院开了两种内服药后，朱又被送回了工地的地下室。
在地下室躺了四五天之后，朱治田被送进工地生活区的一间宿舍。
2003年10月14日，应医院要求，阮小军和杨孟凯将朱治田送到天坛医院复查。复查显示，朱“盆骨稍显倾斜，耻骨联合明显分离。左骶髂关节间隙增宽”。此次诊断后，朱治田仍旧被送回了工地。
2003年11月3日，朱治田再次被送到天坛医院。这一次，朱才从医生口中知道了自己的伤情，此前阮小军给他的说法是“没事”。看过X光片后，一名金姓医生对朱治田说，其盆骨明显倾斜，导致两腿一长一短，同时盆骨有3处骨折，需要住院治疗。听说治疗需要花费2到3万元钱后，陪同朱治田前来的阮小军以身上没有带够钱为由，再次将朱带回了工地。
11月5日，在朱治田反复要求下，杨孟凯和哥哥杨平将他送进了积水潭医院。接受CT检查后，医生对朱治田说：“已经错过治疗的最好时机，现在只有静养，没法手术了。”这使朱感到很失望。这一次检查后，朱治田又被送回了工地。
11月27日，朱治田再次到积水潭医院复查，之后，同前几次一样，朱被送回了工地。
就这样，朱治田五次到医院检查，又五次被送回了工地。此间，朱总共用过3种药，其中两种内服，一种外用。
2003年12月25日，朱治田对记者说，他不明白阮小军和杨孟凯为什么屡次送他进医院，却又屡次把他送回工地，而不让他住院治疗。
朱治田说，事后他曾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他第一次被送进天坛医院时，院方让交5万元住院押金，但杨孟凯没有交，因此无法住院。
此说法从杨孟凯的哥哥杨平口中得到证实。杨平对记者说：“当时他给我打电话，说医院让交5万押金，我说肯定不要那么多，叫他先别交，等我到了再说。”但是，当天杨平并没有到医院。
延误治疗谁的责任
2003年12月27日，在看过X光片和CT片之后，东直门医院一位骨科专家告诉记者，遇到朱治田这样的病人，医院应立刻将病人留院观察治疗。他解释说，盆骨骨折极易损害病人肠道和尿道，造成肠道和尿道的并发症，还容易引发大出血，因此将病人留院观察一段时间是必需的。
这位专家遗憾地说，如果在第一次入院时朱能立即接受治疗就好了，而现在他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手术风险增大，只能卧床静养了。
谈到未能住院治疗会给朱带来何种后果时，这位专家表示，一方面，朱极容易因并发症而危及生命，根据伤势，朱没有发生并发症，只能说是很幸运；另一方面，朱的盆骨残损部分在4到6个月后才能愈合，但由于骨折部分没有对上位，朱以后会时常受到伤痛的困扰。
2003年12月25日，本报记者在草桥工地找到朱治田所在的10号楼项目部经理李新起。李说，对于朱治田的事情，现在项目承包方只能起到调解的作用，“这不是我们的责任，他应该找阮小军，因为他是阮小军手下的工人。”
记者随后又在工地生活区里找到了阮小军。阮说，当时他手下的工人都在按规程施工，因此自己没有任何责任，责任全在塔吊所属的重庆津北建筑公司，结构组组长杨孟凯和杨平应该负责。
但是，记者几经努力，却一直没有找到杨孟凯。而面对记者，杨孟凯的哥哥杨平说，自己是无辜的，现在已经受了拖累。
李新起告诉记者，在延庆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介入下，他们曾经试图和朱治田达成协议，“我们说给他3万元，一次包干，他不同意，那就只有拖着了。”李说的3万元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误工工资和赔偿。
对于李新起提出的这个方案，朱表示不能接受，他说：“应该先把我的伤治好，再谈赔偿。”
协调未果只有仲裁，而仲裁需要工伤鉴定。于是，1月2日，朱治田向延庆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鉴定申请。
1月2日，朱治田对记者说，他不知道自己的伤能不能复原，不知道工程管理方会不会赔偿，不知道以后怎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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