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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人体器官就是稀缺资源。回顾器官移植的发展历史，死者的心脏曾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神圣部分。如今，随着医学观念的普及，死后将自己的身体器官捐献给社会的做法已逐渐被大众所接受，除心脏之外，肾脏、角膜等重要人体器官的移植手术也已不鲜见。然而，关于死者的面孔是否可以回收再利用，西方社会还存在巨大争议。
毁容者的福音
为什么要回收利用死者的面部？谁会从这种“变脸”手术中得利？原来，面部移植手术主要是为那些因烧伤、癌症或意外事故而造成容貌损伤的人而设计的。美国肯塔基路易维尔大学的医学研究者们认为，毁容者通常不愿以貌示人，且通常生活在绝望之中，而面部移植手术可能使他们获得新生。
早在1999年，肯塔基的医学研究者就进行过美国第一例、全世界第二例面部移植实验，目前已经积累了很多这方面的经验。由于患者不愿透露，此次手术结果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不久前，该患者才以照片的形式与公众见面。今年，肯塔基的医学研究者希望能再次找到一名愿意接受面部移植手术的志愿者，进一步完善面部移植手术的临床操作和理论。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国家的外科医生也在研究面部移植的可行性。他们一致认为，面部移植手术迟早将成为临床医学的普遍现实。
肯塔基的医学研究者认为，在程序上，面部移植手术并不比其他外科修复手术更复杂，进行面部移植手术所需的技术目前也已经很完备，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大挑战是传统伦理对个人特征的观念。
很多人认为，内脏器官的移植手术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不仅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手术不会影响患者的外貌特征；但面部移植手术完全不同，它既不能给患者带来普遍意义上的健康，同时还模糊了他的身份。
影响不小争议很多
在社会生活中，面孔是个体区别于他人的最显著的标志。它不光有助于他人对自身的识别，也影响着自身的个性发展和思维方式。因此，如果某些人真的像科幻电影中那样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人特征，则可能引发一系列与身份有关的社会问题。
考虑到面部移植手术可能引起的争议，肯塔基的医学研究者对每次行动都极为谨慎。目前，他们在收集支持和反对手术程序的各种论据，并通过调查研究获取尽可能广泛的公众反馈。如果调查结果是积极的，那么他们将继续实验。如果阻力太大，那么他们投身到向公众推广、解释面部移植的工作中，以期获得更多的支持。
肯塔基外科研究小组负责人约翰·巴克教授说：“就外科技术而言，十年前就具备了可以进行面部移植手术的条件。现在我们主要针对手术涉及的道德问题进行研究，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果。我想，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的小组正在评估哪些患者适合接受面部移植手术。”
公众的认可程度并不是唯一的问题，肯塔基的医学研究者还面临着来自医学界内部的质疑。部分医生认为，人们并不需要这种价格昂贵、结果难料的手术，面部移植手术天生就面临着需求不够的问题。另一些医生说，接受面部移植手术之后，患者必须服用大量的药剂以防止体内产生排斥反应，由此带来的健康风险足以抵消手术的正面效果。此外，还有一些医生质疑这种手术的成功率，并对患者因个体特征发生瞬间改变而产生的心理变化进行了讨论。
术后兼有两人特征
从技术上说，面部移植手术是依靠显微外科技术将微小的神经和血管连接在一起。在进行手术前，医生首先要摘取死亡的捐献者的面部皮层，将其肌肉、神经、肌腱和血管等组织完好地保存起来。随后，医生再将患者已损伤的面部皮层取下，将捐献者的面部皮层调整之后缝合在患者面部。
巴克教授说：“医生们首先将在捐献者的尸体上进行实验，以获得理想的效果。手术后，患者将得到一张集自身和捐献者特征于一体的‘混合脸’，看起来既与捐献者有几分相象，又保留了患者本人的特征。当然，如果骨骼结构也被一起移植的话，患者就会与捐献者看上去一模一样，不过目前医学界还做不到这点。”
对外科医生来说，为患者接合手臂、恢复身体表皮并不是特别困难的手术，那么为什么不修复患者原来的面部，而非要用他人的面部来替换呢？按照巴克教授的解释，在许多类似毁容这样的紧急情况下，由于需要缝合的皮肤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洁净程度不够，外科医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从技术上讲，修复一张严重损伤的脸要比移植一张完好的脸困难得多，在面部已经有部分缺失的情况下就更是这样。而从死亡的捐献者那里，外科医生可以获得所有患者需要的皮肤组织。”巴克教授说。
高风险难以逆料
在美国，面部移植的相关法律还没有出台。因此，肯塔基路易维尔大学的医学研究者只需得到其委员会的批准即可开始手术。与美国同行的激进姿态不同，英国人在对待面部移植手术的态度上更为保守。去年，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以面部移植手术术后长期用药的副作用和不可预期的心理影响为由，暂时停止了对这种手术的实验。而另一位英国医生——伦敦皇家自由医院的彼得教授尝试进行这种手术的举动也引发了英国医学界的一场大辩论。
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在去年11月的报告中总结到，虽然面部移植手术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在没有找到控制其并发症的解决方案前，继续进行人类面部移植手术的实验是不明智的。
该报告说，尽管外科医生可以在术前对患者的皮肤做出评估，找出与患者组织有相容性最高的死亡捐献者，但还是需要大量药物来抑制患者的免疫系统，使其弱化对外来组织的攻击。然而，这些免疫抑制类药物往往会带来诸如高血压、糖尿病、尿毒症和肾炎等副作用。对此，英国一位医学专家说：“如果能解决免疫抑制类药物的副作用问题，那我们就可以安心地开始面部移植手术了。”
此外，免疫抑制类药物还有可能失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患者的身体就会不断排斥新的面孔，直到它坏死为止。据说，巴克教授此次实验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纽约生物伦理学研究院哈斯町中心的伦理学家埃瑞克对巴克教授的举动不以为然：“接受手术的患者必须明白手术失败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在我看来，面部进入排斥期是很可怕的事情，它会肿胀、变色。如果真碰到这种情况，患者怎么办？”
被毁容者普遍认可
事实上，患者对手术风险的心理准备可能比医生还要充分。最近，巴克教授指导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参与调查的300人被问及愿意为面部移植手术承担多大的风险。调查结果最终显示，多数人更倾向于不计代价地更换自己损伤的面容。
巴克教授说：“被毁容几乎是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我们平时很少看到那些被毁容的人，但这只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出门罢了。”
美国最大的火灾幸存者组织——凤凰社团的行政主管也说：“客观存在的相貌歧视给那些被毁容者带来了巨大的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如果社会不给他们通过面部移植手术来改变相貌的机会，就等于彻底毁掉了他们的前途。那些被毁容的患者完全可以考虑接受面部移植手术，这原本就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美国一些社会学家也认为，除了拯救生命、治疗疾病和改善肌体功能，器官移植手术自然也可以服务于人们的审美观，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今年47岁的丹尼斯·卡丁本来有希望成为第一名接受面部移植手术的患者。他在14岁时经历了一次车祸，导致面部被严重烧伤。事故之后的8个月中，他在一家医院接受了超过50次的外科整形手术，然而手术效果都不好。出院后，他有两年时间不愿出门。他回忆说：“我当时羞于见人，害怕人们嘲笑我的相貌。”
卡丁后来还花了4年时间接受各种各样的修复整形手术，收效甚微后决定再不去医院。如今，他经常四处演讲，鼓舞那些与他同病相怜的人们好好生活。他说：“我这一生似乎一直在做手术。我请求妈妈不要再送我去医院，我已经烦透了手术和疼痛。”卡丁出事时，面部移植手术还没有出现，否则他也许早就开始了新的生活。尽管他决定不再接受手术，包括面部移植手术，不过他还是承认，现在比过去多了一种选择。
捐受双方都有心理不适
对于接受面部移植手术的患者来说，最困难的并不是那些技术性的问题，而是他们在术后所要面临的心理不适。巴克教授说：“接受手术的患者必须对自己新的面孔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毕竟，患者将在镜子里看到一张陌生的、其他人的面孔。
心理障碍同样也会出现在面部捐献者家人身上。当一个孩子不幸脑死亡时，很难想象他的父母愿意捐出这张属于他们的无邪面孔。这也是面部移植手术难以在短期内成为普遍现实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患者对捐献者面孔的挑剔程度也是一个问题，要在有限范围内找到匹配的面部本来就很困难，假如患者还考虑诸如种族等问题，那么选择的余地将会变得极其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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