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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电话，约采访。对方问得简单：“谈什么？”“公共卫生。”记者答得也简单。“好吧。”约访成功，记者心情顿然轻松——她是个爽快的人。
她就是现任民革中央委员、天津市副主委，天津市卫生局副局长的全国政协委员田惠光。
第一眼看到她，比照片里的人更娴静，如果不是看了委员名录的介绍，记者绝不会想到她是个典型的北方人，倒会肯定地说她是温婉的江南才女。然而话入正题，从她流畅的谈吐、条理的分析中，让人真正信服她确是柔中带刚的学者型政府官员。
谈到公共卫生，话题就从非典开始。田惠光说，我国过去在公共卫生投入方面“欠账”很多，这也是去年的SAR流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到今年以来，政府在医疗设施投入方面确实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各地修建扩建医院、疾病控制中心，增加了“120”急救中心的设施投入，增设了发热门诊，增加了信息网络。但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更关键的因素却是人。一是教育好人，在医学院培养出合格而全面的医务能手。二是医疗卫生队伍的自身建设要加强，不仅是一线的医务人员，对医院的管理层更是如此。
问到非典期间她的心情和感受，田惠光说，作为天津市抓卫生的领导，确实感到很有压力。当知道因为一个病人而出现多例医务人员感染时，她很心焦，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建立有效的卫生防御体系。曾经在北美、欧洲考察过公共卫生系统的她，此时强烈地感觉到，应该实行“拿来主义”，吸收借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的经验。
例如，在投入机制方面，如何才能更科学化。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立医院病房、先进的监护室，但对于一个素质较低的医务人员来说，病人进来后，仍不能按照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病理检验、监护和医治。所以她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的提案，就是关于改变资金投入机制的建议，具体说来，就是将卫生体系的预防工作做成标准化项目，项目中包括人口、面积等各种参数，并进行量化。对工作人员，要有可操作的具体要求；而对监管机构，有可供评价考核的指标。这样一个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将传染病进行提前预防和控制。
将标准化项目的外延扩大，建立标准化“健康城市”，也是田惠光今年政协会上要提出的一个新思路。从SARS到禽流感让她想到，是否可以将在加拿大等国家已经有过成功经验的“健康城市”的概念引入中国。她解释说，所谓的应急，还是由于发生了我们要去应对，与其如此，不如建立一个相对健康、可控性强的环境。这种愿望的实现，不仅有助于提升城市整体健康水平，更能树立城市良好形象，城市经济发展，居民生活都将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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