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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半小时播出了关于村民突发急病呼叫急救车过路费难倒120的节目，以下是节目内容：
今年4月5日晚上,在哈尔滨市郊区太平镇一个叫白家窝堡村的地方,村民杨桂珍突发急病，她的家人，马上拨打了120急救热线。可是，家人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的这个举动，非但没能挽救杨桂珍的生命，而且还在她身后引发了一场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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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上午9点，白家窝堡村正在举行一项圆坟的仪式，这项仪式通常被安排在出殡后的第三天。这个手捧遗像的孩子只有3岁，死者就是他的奶奶杨桂珍。
按照当地的风俗，在圆坟的时候是不能哭的。杨桂珍的亲属们严格的遵守着这条规矩，但他们仍然坚持认为，杨桂珍死得有些不明不白。
杨桂珍亲属:“嫂子,你安息吧!这回有人能替你讨出公道啦!”
对村里很多人来说，杨桂珍的去世都是难以接受的。圆坟仪式结束后，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发表着各自的意见。
白家窝堡村村民:“(杨桂珍)白天去赶集去了。”
白家窝堡村村民:“死得太屈,头一天四点来钟还拍我这秃脑门来着,第二天突然死了。死得太冤了,这样不该死,早来五分钟都死不了。”
白家窝堡村村民:“以后谁家有病人,肯定都不敢打120,不敢打120。”
原来，死者的家属曾经在杨桂珍发病后拨打了哈尔滨市的120急救电话。但是，120的急救车用了两个小时才赶到现场，在急救车到达的时候，杨桂珍已经死亡。当值的医生和护士曾经试图对杨桂珍进行最后的努力，但为时已晚。
杨桂珍的二儿子马海富告诉记者:“120它那个分站在通达街,它几分钟就到高速(公路),十多分钟就可以到机场,就这一段路。我们离机场这段路也就七八分钟,他说他开得很快,相当快,怎么着也就20分钟到,再迟也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白家窝堡村在哈尔滨太平机场附近，从白家窝堡村到哈尔滨市最近的一个急救站的距离是58公里，两地之间有一条机场高速公路。
杨桂珍的家属拨打120的时间是在4月5日晚上的11：26，记者在4月10日晚上的同一时间进行了实地体验，结果从哈尔滨急救中心到白家窝堡村所用的时间是27分钟。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120在接到电话后应该可以在4月5日晚12：00左右赶到杨桂珍家。但是，当值的120急救车到达杨桂珍家的时间是4月6日的1：30分左右。
在哈尔滨市急救中心，记者见到了当值的120急救车驾驶员。崔喜是一名老司机，已经开了20多年的救护车，他对白家窝堡村一带的道路了如指掌。
记者:“如果正常的话,按照你的经验,那天会多长时间到患者家?”
黑龙江省哈尔滨120急救中心驾驶员崔喜:“到他家里,按我的经验,也就是在20多分钟,不到30分钟。”
哈尔滨市急救中心当晚值班的医生和护士告诉记者,在尸检报告出来之前，她们不能确认杨桂珍的死亡，一定与时间延误有关。但无论如何，对一个身患急症的病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在很多时候，急救车就是在和死神赛跑。而这一次，崔喜驾驶的急救车却没能跑在死神的前面。半个小时的路，他为什么用了2个小时？这一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4月5日晚上，杨桂珍一家和往常一样很早就躺下休息了。夜里11点钟左右，杨桂珍的老伴儿被一阵咳嗽声吵醒。
杨桂珍的老伴儿马金华:“就把老二招呼起来了,我说起来起来看看看你妈怎么回事?”
杨桂珍的二儿子马海富也告诉记者:“当时我寻思在就近打电话租个车送市里,完了我一想这么晚了还是直接打120来得快。”
哈尔滨市急救中心的出车命令单显示，他们在4月5日晚上11：26：18接到马海富的电话。
崔喜:“23点29分我们接到出车命令单,接到命令单我们马上医务人员上车奔太平庄,我们这个指定地点出发。”
记者:“为什么要选择高速公路呢?”
崔喜:“因为我作为救护车驾驶员,我想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到患者家。”
从哈尔滨市区上机场路的入口并没有收费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高速路是免费的。按照机场路的规定，过往车辆应该在各出口交费通行。
崔喜:“应该我正常的出口是八里堡。”
晚上11：42，120急救车到达八里堡收费站。从出发到这里，急救车只用了13分钟，但是麻烦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崔喜:“这个栏杆放了,放了它用铁链拴着,旁边的收费处里头亭子里头没有人值班。”
4月5日晚上机场路公司的带班班长鞠成豪解释了八里堡收费站当晚无人值班的原因。
哈尔滨机场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鞠成豪说:“因为这个收费员到(晚上)10点钟就这边岗就下了,下了以后这条路相对来说车比较少,下岗以后亭里有经警经警代收。”
崔喜:“鸣警报的喇叭,哒哒叫了两声,一看没有人,没有人我们着急心切。等了也就是一两分钟,最少得一两分钟。”
鞠成豪:“我们查资料是,他是(停了)30秒钟。30秒,哪怕他稍微再等一会,肯定有人出来,不可能没人出来。”
不管是30秒还是一两分钟，总之急救车没有选择继续在八里堡等下去，崔喜驾车驶向下一个出口。
崔喜说:“我这么多年经常跑这个路,我知道那地方我上太平庄,我出不去怎么办呢?我得从那个道出去再顺着机场高速(路)返回道,再返回来。”
在一张图上，崔喜说明了他的方案。八里堡出口出不去，应该可以从机场站出口也就是整个机场路的终点站调头，然后再返回八里堡的另一个出口，这样同样可以到达杨桂珍的家。
但是崔喜的这个方案并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引出了更大的麻烦。
崔喜:“到那去了要交钱,交30元钱买路钱。收费员是个女同志,挺年轻一个女同志。”
哈尔滨机场专用路有限公司收费员刘杨:“当时是我是4月5日晚上11点50分左右,正在当班,这时候这个120急救车就驶入这个道内了,然后那个司机说他急救病人要求免费。”
崔喜:“我说我这还有文件,我说要不你们?(她说)文件我不看。”
刘杨:“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说,我说因为我们公司目前的规定就是文件规定是救护车内有病人的话可以免费,没有病人的话就是正常收费。但是这名司机他就非常固执,就是说我今天一定把这个事交不交费的事弄清楚。”
崔喜:“我说那你把你们领导找来,把你当班领导带班领导找来,我跟他们解释。”
刘杨:“我就及时通知了我们这个代班班长,让他来处理这件事情。”
鞠成豪:“出来以后这个司机已经站出来,站在这个位置,非常激动。”
崔喜:“我说我在执行任务,(他)说这事也不行,我说这个是共产党的文件,共产党政府发的文件。我说你们怎么不执行,他说对,我们不执行。”
鞠成豪:“在这期间我就给他解释,我说这样救病人要紧,你现在把费先交了。交了以后呢,如果你有相关文件,你可以拿到公司,如果是认定对你免费,你就可以把现在交的费,交30元钱以后再给你重新退回。”
就在双方纠缠不休的时候，杨桂珍的家属们在焦急地等待着。二儿子马海富一遍一遍到村头上去张望，在他预计的时间里，急救车并没有出现。
马海富:“应该是假如说到了的话,它应该一拉这个笛,应该都听得到。晚上那么静,还是没有动静,没有动静,我往回来,就急,着急啊!完了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就看老太太喘还是不停地喘。”
杨桂珍的老伴马金华告诉记者:“越喘越邪乎,我说摸摸,身上和头上热乎乎的。我说没事,那时候还挺好的,就是那会抢救,那是超超悠悠的事,那就是啥事没有。”
120急救车在预计的时间没有赶到，杨桂珍的二儿子马海富，再一次给120打电话。而120指挥中心也迅速和驾驶员崔喜取得了联系。但是，120和收费站双方就这30元的通行费仍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驾驶员崔喜又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
崔喜:“我在飞机场(出口)那块也耽误好几分钟,时间也不算短。”
记者:“在你这个地方总共耽误多长时间?”
鞠成豪:“大概可能有20分钟。”
记者:“20分钟就一直在纠缠这个交钱不交钱?”
鞠成豪:“对,就在这块一直说。”
崔喜:“这块我过不去,我不能在这等着,憋着耽误病人。往后倒,我的目的就是调头,我原路返回再走八里堡。”
记者:“为什么走八里堡?”
崔喜:“当时我是那么说的,我要想交钱,我应该交,我可以交给你。为了抢救病人多少钱我都可以交,但是我应该从八里堡出去。”
鞠成豪:“这个车到这一块以后逆行就往市区方向开了,开了以后我就给那个,我们有巡道员,半夜有巡道员,我就给他打电话,他是巡道员。我说这个车你看观察一下,往什么地方开了,别造成交通事故。”
马佳鹏是当天晚上的巡路员。在八里堡收费站，他和崔喜开始了新一轮的交涉。但是在对这一轮交涉的讲述中，双方存在很多的分歧。
马佳鹏:“走到这个八里堡收费站的时候,发现这个车在收费岗这停下。”
崔喜:“我就准备好三十元钱了,交钱,赶快,别耽误时间了,我都绕一大圈了,没时间罗嗦。”
马佳鹏:“然后这个司机就情绪比较激动,就说我这个车走到哪里都不交费。”
崔喜:“三十块钱也不行,我说怎么着,他说你要想交钱,你知不知道我们那边来电话了,机场给我们来电话了,你逆行过来的,违反我们规定了,你得交10倍的罚款。”
马佳鹏:“我们依据收费文件都可以对你进行10倍罚款,我是这样说的。然后这个司机就说别说罚款,过路行车费也不能交。”
崔喜:“我一看这事不好办了,马上跟我们120指挥中心有关领导,值班领导,这时我们陈科长听了之后就告诉我要钱都给他们交了,回来咱们再说抢救病人要紧。”
但是，崔喜告诉记者，他和两名医护人员的身上总共只带了35元钱，无法支付罚款。这一轮交涉再次陷入僵局。
马佳鹏:“然后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把车窗摇上了,车门关上了,不跟我谈了,我就回到了巡道车车里了。”
坐立不安的马海富终于跟120驾驶员取得了直接的联系。他急切的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马海富:“我就问他出现什么事了?(他)就说那边要我们交费怎么的,我说交费就交吧!他说交,你报销啊?我说我报。完了随后就这个电话算告一段落了,完了过几分钟又打了,完了说还不放,就是不放,交钱还不要,我说怎么回事?那边电话一转过去,听到那边好象吵吵。”
现在还无法判断，谁更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但是这辆急救车在八里堡收费站至少又滞留了一个小时。宝贵的时间在双方的争执中，一分一秒的过去。这个时候，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到，一位患者的生命正等待有人去挽救。不过，杨桂珍的家属到了这时实在是再也等不及了。
马金华:“最着急的时候那就是(晚上)12点半,那会等车再往后,这几分钟人快要不行了,车还来不了。”
马海富:“那时候我们还不认为我妈能死。”
马海富不敢再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急救车上，他找到邻村的一辆小面包车，委托自己的两个朋友去八里铺收费站接回了医生和护士。
王浩:“我们到他家是(凌晨)1点钟,我就说要查体,向患者家属交代说,病人已经死亡。患者家属说抢救,问我能不能抢救,我说抢救,我们就一直(在抢救)。我和护士一直做心肺复苏,我是在心按压,她是给心肺复苏。到(凌晨)1点15分的时候又做了一个心电,仍然是直线,没有什么起色,这时候跟患者家属说,患者家属就说我们不抢救了,放弃。”
马金华:“抢救了20多分钟,逐渐逐渐开始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她检查完了大伙说不行就拉倒了吧!抢救不了了,后来他那个救护车才上来。”
崔喜:“我到患者家时间是(凌晨)1点多,我到那以后大夫就说患者已经死亡了。”
据崔喜说，他们后来是通过省长热线的介入，才解决了这场纠纷。解决的方式是急救车交上了30元的通行费。而在这场30元的争执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杨桂珍的生命就已经走到尽头了。在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收钱的理直气壮，不交钱的也是理直气壮，他们的底气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从4月5日晚上11点42分开始，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多结束，为了30元过路费，一场架吵了一个半小时。一直到现在，面对杨桂珍的死，机场路和120急救中心都觉得自己并没有直接的责任。因为他们手中都有一份文件，来支持自己当时的做法。
在当天晚上的争执中，急救车驾驶员崔喜始终坚持自己的车应该免交过路费，而且有文件为证。
崔喜:“我们为什么不先把钱给他们呢?因为我们有文件规定,有出车单文件明确规定执行任务救护车是不交钱的。”
在哈尔滨急救中心，记者见到了这份2003年6月9日由黑龙江省物价局、交通厅和财政厅联合签发的文件。文件的主题就是“对120急救车辆免征车辆通行费”。这是非典期间紧急制定的一项文件，但是120方面认为，这个文件在非典结束后同样适用。而且，机场路也不应该被排除在外。
4月5日晚上，急救车驾驶员崔喜一再向机场路的收费员出示这份文件，当时对方并没有理会，因为他们手里也有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2000年黑龙江省交通厅和物价局专门就机场高速路收费问题签发的。
哈尔滨机场专用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征收范围,凡通过哈尔滨机场专用高速公路的各种机动车辆,除军车执行紧急任务,设有固定装置持有追捕证的公安部门警备车辆外,一律按规定交纳车辆通行费。对,这里边就不包括救护车,对,不包括。”
对此,记者采访了哈尔滨机场专用路有限公司总经理伊莉。
伊莉:“这个文件它就是对我们这条公路发的。可能是考虑到我们这条公路的一些特殊性,所以我们一直按照263号来执行。”
记者:“你们的公路有什么特殊性?”
伊莉:“我们公路是一条专用路,直接通机场的。而且跟其它的一些路没有互交,没有立交,没有相互的立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救护车就不从,这走救护车从这走是这样。因为救护车非常少,过的非常少,
我们一般情况下它有病人的时候,我们就给它实行免费,它没有病人的时候,我们就对它实行收费。”
记者:“为什么呢?”
伊莉:“因为救护车,我们这些年发现有一些救护车经常挪作它用。它用这个救护车到机场去送客人,所有这样我们就觉得作为一线的收费人员,她无法判别这个救护车是干什么用的。”
记者:“但是在出事的那天晚上的话,像那样一辆车你觉得也无法判别吗?”
伊莉:“这个当时员工按理说,员工应该是完全应该能判别出来这个车应该是去救病人。但是员工因为我们在对员工教育上,人性化服务的教育上存在问题,所以员工他在执行公司的收费政策收费文件上,他就不够灵活,比较刻板。所以他就是人性化服务这个意识比较淡。”
记者:“就是按照你们的要求的话,员工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他的职责就是要负责收费。”
伊莉:“对。”
同样都是红头文件，却对急救车是否收费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规定。到底哪一份文件更有效力呢？这两份文件都是由黑龙江省交通厅和物价局联合签发的。对这种自相矛盾的规定，他们会作何解释呢？记者分别找到了省交通厅和物价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记者来到黑龙江省交通厅的时候，财务审计处的处长张志权正在查找这两份文件。作为两份文件的签发单位之一，交通厅应该有最终的解释权。
黑龙江省交通厅财务审计处处长张志权:“肯定是后发的文件它更具有,它肯定执行后发的文件。如果两者有矛盾的话,它肯定执行最新的文件,也就是最后发的文件。”
哈尔滨机场专用路有限公司总经理伊莉:“如果说我们在接到这个文件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坚决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新文件。但是当时它这个抄送单位因为没有我们公司,没有我们这条路,所以我们没有接到通知。”
张志权:“我觉得没接到好像不应该作为一个理由,就是说你如果是没接到某个文件,你像省政府的通告,我觉得这都贴到收费亭的。它好像不应该以见不到为理由,就是说不(执行)就是还继续收费,这个好像是不应该。”
这两份文件的另一个签发单位是黑龙江省物价局，经营收费管理处的处长孙力正在对所有涉及到急救车过路费的文件进行研究，他发现了一个更加奇怪的问题。
黑龙江省物价局经营收费管理处处长孙力说:“每一个每条路的文件上都应该有这个救护车是免费的,怎么这个文件就没有出了?这事我确实感到非常非常惊讶,这怎么回事呢?怎么搞的?”
孙力拿出了交通部、财政部和国家物价局在1988年出台的一份文件，上面已经明确规定了执行任务的医院救护车应该免收过路过桥费。
孙力:“应该说是按照那个文件,执行省里的文件要是与那个文件有抵触的话,应该说还应该执行1988年交通部那个文件。应该是那个文件,那既然早在1988年交通部就已经规定了,包括救护车在内的一些特种车辆应该说是免收费的。”
记者:“那为什么在2000年的时候你们和交通厅又联合出台了这样一个文件,你们又把救护车排除在外?”
孙力:“现在我讲一下物价局的工作权限,我们的工作权限,主要是定收费标准。就是你比如具体说机场路的收费标准,我们主要是管这个事,免费的这一块。对车辆通行费免费不是我们的职责范围。
张志权:“120这些车,有些车管理得非常混乱。这些车非常多而且也很难区分,可能在那种情况下这事也很难掌握。本身它是一种多数的,现在120都是有偿服务的,而且它这个车还非常多,那个时候可能是想这个事没法区分吧!然后当时可能就没把它作为免费的范围。”
4月11日上午，哈尔滨机场路公司举行了一个关于人性化管理的会议，总经理伊莉要求员工吸取这次事件的教训。
伊莉:“特别是人的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体现出我们的觉悟和我们的灵活性,以及我们人性化服务的这种意识,所以这是我们要进行深刻反省和进行整改的两个方面。”
而哈尔滨急救中心现在也面临着来自杨桂珍家属的压力，在4月6日，也就是杨桂珍去世的当天，杨桂珍家属请的律师已经和哈尔滨急救中心进行了接触。
哈尔滨120急救中心车务科科长陈东升:“因为我们和患者是医疗合同关系,我们会积极应诉把这个事情解决好。”
在4月6日，也就是杨桂珍去世的当天，机场路就宣布不再对过往的救护车收费，他们甚至专门把出事当天收取的那30元过路费，送回了120急救中心。虽然，那两份文件的内容有矛盾的地方。但无论如何，有一条准则当事的各方都不应该违背，人命关天，和生命的份量相比，任何文件、制度和争执，都是无足轻重的。如果在遵循制度之外，能多一些对生命的尊重，也许，杨桂珍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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