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非典使人们关注到脆弱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一样，此次阜阳“劣质婴儿奶粉”事件也使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农村食品安全体系，因为其受害人群几乎全是农村儿童。
我们在谴责不法商人利欲熏心、丧尽天良的同时，最应该做的就是思考如何保证食品安全尤其是农村食品安全，进而保护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这一弱势群体。
据介绍，在我国农村，必备的专业设备、专业人员的匮乏使食品卫生的监督管理形同虚设，食品违法事件的查处比例低，给违法者造成许多可乘之机，许多违法者抱有侥幸心理，将食品生产加工场所设在农村，或主要在农村地区销售，大肆开展食品违法活动，公然制假贩假、猖獗之极。
另外，农村消费者确实存在缺乏营养知识、购买力低下等等因素，很多农民其实知道自己购买的食品是仿造某些名牌的，记者就曾经在西部的一些城镇(还不是真正的农村)，发现正品的饮料例如雪碧根本卖不过仿制雪碧外形的假冒饮料，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假冒的价格要比正品便宜一半。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主任何计国表示，农民收入低下决定了其购买能力，加上他们对于假冒食品的严重性认识不够等等，这些问题是我国长期以来社会、历史等原因造成的，不能因此来指责农民“知假买假”，而是应该尽快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这是问题的关键，当然这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在此过程中，政府必须首先加快农村乡级别食品卫生管理机构的建设，从人员培养到设备购置都应大力扶植，以保证农村食品卫生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农村食品卫生管理机构的建设如果遭遇执法力度不强，那么就等同虚设。如果继续放松对违法者处罚的力度，使违法者付出的代价远低于他们获得的利益，那么违法者肯定一如既往的敢于以身试法。
据何计国介绍，我国现行的食品卫生法是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食品卫生法(试行)为蓝本，在当时，对保证食品的安全与质量，促进食品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近年来，随着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工业特别是食品工业高速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物质与新技术，这些新物质和新技术的使用，改善了食品的感官质量，但也带来了食品的不安全因素，对这些新出现的问题，食品卫生法显然不能涵盖。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同时也使食品卫生法的处罚金额显得过低，对违法企业起不到威慑作用，一些不法商人根本不怕罚款，公然制假贩假。
何计国表示，食品卫生法是卫生执法人员的后盾，针对我国目前的食品卫生现状，修订现行的食品卫生法非常迫切，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对现行食品卫生法进行修订，用法律约束生产企业，保障食品安全，保护消费者的人身安全。
提到管理，何计国认为还有一点不得不说：我国目前对食品的管理涉及到多个部门，这种管理必然造成企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一些小企业无法形成规模效益，更不能提高销售价格，只能依靠降低生产成本，其结果必然是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同时，多头管理也造成“罚钱争先恐后、出事相互推诿”的局面，不能真正达到安全管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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