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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诞生，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但是有多少人能够亲眼所见。昨天下午2时53分，产妇分娩的“直播”场景终于如期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一套《中国人口》的节目中。历经数天的跟踪拍摄，最终荧屏上用了20分钟展示了两位孕妇分娩的全过程，两个孩子在“众目睽睽”下诞生了。
现场：比产妇哭得更厉害的是丈夫
当天早上8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分娩区，31岁的产妇祁晓翔很快就要生了。她的丈夫袁玉明没有被允许进入手术室，只能在候产室外等候。这次“直播”节目的策划人、《中国人口》的制片人张敏女士获准陪在产妇身边，目睹分娩的全过程。张敏在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说：“有时孕妇还没生，陪产在一旁的丈夫就先吓得昏过去了，医生忙不过来，还要分心去照顾丈夫，所以医院决定不让丈夫陪产。”
临产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金燕志作了最后的分析：“胎儿不大，产妇的状态不错，也挺镇静的。她今年31岁，我们国家35岁才算高龄产妇。”
祁晓翔分娩的时候，丈夫袁玉明已在门口把红糖水准备好。祁晓翔的母亲在产房外流泪：“我是高兴，但我希望她顺产、自然分娩。”“为什么呢？”“自然分娩是一种刮出体肉的感觉。”“但是她疼啊。”“痛，只有真痛才知道母亲的伟大。”
产妇高萍是在下午被推进北京东四妇产医院候产室开始分娩的，而丈夫张宗伟守在她的旁边。张宗伟在一旁鼓劲：“加油，加油。”他的一只手被妻子紧握着，另一只手在抚摸妻子的头发，始终没有停过。
“小孩太大……脸出来了……好了，是个儿子。”高萍哭了，比她哭得更厉害的是丈夫。高萍用虚弱的声音说了声：“谢谢。”
“3950克，38厘米。”医生给孩子按了个可爱的脚掌印。
与此同时，那边的祁晓翔也生下了一个小男孩，医生开玩笑地说：“就是头发少。”终于看到母子平安的丈夫袁玉明也轻松了很多，指着自己的脑门说：“那是随我。”
产科主任医师金燕志已经累得浑身湿透：“生孩子，英文叫Labour，就是劳动，就是得用力，不用力是生不出来的。”
灵感：“爸妈围着我转天经地义”
“一个北京的孩子用DV摄制了一段产房中孕妇的分娩过程，然后在课堂上播放，感动了教室里所有的其他孩子，他们从此懂得该如何孝敬父母。”这给《中国人口》制片人张敏带来了灵感，“另一件事给了我最大的刺激———我曾经亲耳听见一个孩子说：‘由于我的到来，给我的家庭带来了那么多的快乐，爸妈围着我转这是天经地义的。’他竟然没有一点对父母的感恩。”张敏最终希望能将分娩的过程展示给更多的人看，同时也希望让镜头告诉大家，自然分娩(顺产)并没有什么可怕，“如果条件允许，能够顺产就应该尽量顺产”。
在他们的争取下，拍摄终于被有关方面同意了。接下来就是选择医院和孕妇的工作。“有些医院都委婉地拒绝了我们，因为他们接生工作量很重，根本忙不过来。”最终张敏他们选择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和北京东四妇产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金燕志听说他们的来意后，很高兴地答应了：“太应该宣传了，现在很多孕妇都喜欢剖腹产。顺产对孕妇和孩子的健康都有益处。”
自己也身为人母的张敏深知剖腹产的不利方面：“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胎位不正，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剖腹产，但是剖腹产对孩子的器官功能特别是肺部功能不好，我自己的孩子2岁的时候就有哮喘。”
拍摄：摄像换成女性并作技术处理
在选定医院之后，摄制组开始了选择顺产孕妇。“一开始很多人都拒绝了，这毕竟是个人的隐私，所以我们一听说别人不愿意，也不去做任何说服工作。”最终入住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祁晓翔和入住北京东四妇产医院的高萍两位孕妇，当然还包括他们的家人都欣然同意了。
摄制组开始跟踪拍摄，并静静等到两名孕妇临床的那天。两星期前，她们终于和孕妇一同进入了产房，每个医院产房内外各安放了4台摄像机。“根据要求，摄像换成了女性，拍摄角度也被技术性限定，有些画面也被产科主任反复叮嘱一定要技术性处理，他们很懂隐私方面的法律。”
当天，张敏就站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孕妇祁晓翔身旁，张敏说道：“当孩子出世的一刹那，就像太阳升起的那种感觉，我似乎感受到孩子张嘴第一口呼吸，我的血不断地向上涌，泪就情不自禁地流出来，这种心灵的震颤我绝不夸张。”
在手术室里，张敏感受着孕妇自然分娩的疼痛：“但这种生孩子的阵痛，母亲是最容易忘记的，而孩子则是最应该记住的。”
昨天节目播出前后，记者曾经多次试图联系医院和孕妇家人，但是所有人拒绝了进行跟踪采访的要求。据了解，孕妇那方也让央视的记者停止了追踪，因为他们需要平静的生活。目前，北大第一医院那位产妇祁晓翔正在月子医院，而另一位产妇高萍正在家中休养。
观点：“直播”会让人产生恐惧心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教授、著名伦理学家、卫生部伦理专家委员会成员邱仁宗：原则上，分娩是孕妇的个人隐私，但是如果产妇愿意放弃这种隐私，这样的拍摄本身无可非议。但是在电视上公开播出这些产妇痛苦的镜头，可能会对一些尚未生育的女孩造成一定的影响，就像暴力或者虐待动物的镜头一样，电视节目制作人应该要考虑到，播出之后是否会带来消极作用。电视台是为了宣传母爱的伟大，或者为了提倡自然分娩的方式，但是没有必要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我个人认为不太合适。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伦理学家陈少峰：媒体播出的东西是一种公共产品，会对人们生活产生影响。这样的分娩“直播”可能会让今后怀孕生育的人了解一些事实，但同样可能让某些人产生恐惧心理。分析媒体伦理，并不是考虑它的初衷和动机是什么，而是衡量一个媒体是否有足够审慎的态度，处理的方式是否妥当。比如说，当交通事故频繁发生，那我们的电视台是否应该播一下交通事故的场景呢？这种让人恐惧的镜头可能有教育作用，但肯定不能播。这次“直播”分娩可以作为一个讨论的经典案例，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教育大众。
反响：未为人母的女观众看后大哭
但是有很多人却很赞同这种“直播”方式，在晨报昨天刊登相关消息之后，很多读者打来电话说，感谢晨报告知将有这档节目播出。这些读者绝大多数已经有孩子了，而且当初都是选择顺产的方式。她们将会准时收看，不少人还特地打电话给自己孩子的学校，希望能够让孩子看看这档节目，看看母亲生他们时受了多大的苦。在节目播出之后，晨报又接到了很多读者的电话，一些未为人母的女观众告诉记者，她们看后大哭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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