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40多张“中国人群死亡地图”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绘制出来，颇受瞩目。这些“死亡地图”，形象地记录了1991至2000年十年间中国人群的死因分布。“死亡地图”价值何在？能够透露哪些与国人健康密切相关的信息？记者采访了该研究项目主要负责人杨功焕教授。
监测网络遍布全国地图数据直观严谨
一张传染性疾病的死亡地图展示在记者面前。乍一看，地图上色彩相间，绚丽异常，让人怀疑它与死亡的关联，但它确确实实是幅死亡地图。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按严重程度被分作6档，分别以不同颜色标注，死亡率最高的那一档被标注以浓重的深褐色。在这张图上，几块面积不等的深褐色散见于中西部的一些地区。
“死亡地图不是简单的一张地图，支撑它的是遍布于全国的监测网络和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庞大数据库。”杨功焕教授告诉记者。这一全国性的疾病监测系统1989年由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资助，杨功焕负责组建，目前在全国设有145个监测点，每个点覆盖3至10万人口，总覆盖人口达上千万。其中，每省有4至5个监测点，有的设在城市，有的在农村；农村设点考虑了经济发展状况，保证富裕农村和贫困农村都能顾及。各监测点有一批受过培训的医务人员，负责完成和上报死因报告。看似平常简单的工作不时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障碍。例如，在一些偏远贫困地区，80%的人死在自己家中，必须由乡村医生到死者家中调查。这就对乡村医生的医务水平和工作态度有较高的要求。“如果死因报错了，直接影响到我们分析的准确性”，杨功焕说。
所幸的是，十年间，在上千名工作人员的参与努力和卫生部的资助下，监测工作没有中断，每年的常规分析也持续下来。每一年，6万例死因报告从各地汇集到北京，十年下来，共累积60万例，构成一个极其宝贵的数据库。研究人员参照过去50年我国公共卫生相关数据，在科技部资助下，研究了中国人群不同死因的流行水平、变化趋势和分布特点，及与主要疾病和死因有关的行为危险因素的流行水平和分布特点，在此基础上绘制出“中国人群死亡地图”。
“绘制地图不能是无米之炊。”杨教授说。在她看来，死亡地图，只是长期监测与科研工作的直观表达，虽然并不是尽善尽美，但确是一个严谨认真的表达。
描述各病死亡升降反映疾病模式变迁
“十年间，我国人群的疾病模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杨功焕说。按照国际疾病分类标准，死因谱中共有103类疾病，在我国，存在重大变化的疾病有42种，有的死亡率上升很明显，有的下降很明显。对这42种变化较大的疾病，科研人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传染性疾病的下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肠道传染病、病毒性疾
病、疟疾和梅毒等传染病，在过去50年中一直下降，至2000年，急性传染病死亡在总死亡中所占比例非常小，仅为1.8%。
但与此同时，肿瘤、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却以惊人的速度在上升。据1998年全球疾病调查显示，43%归结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中国这一数字已达到60%。以糖尿病为例，从“死亡地图”研究中可见，从1991至2000年，我国人群的糖尿病死亡每年以9.8%的比率上升，男性和女性上升趋势相同，女性略高于男性，而且在农村、城市人群中均呈上升趋势。
肿瘤死亡的情况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1973至1975年全国肿瘤普查中，中国人群的肿瘤死亡构成以胃癌、肝癌、食道癌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肿瘤死亡谱不断发生变化。到2000年，肺癌、肝癌位居前两位，胃癌下降至第三位。尤其是肺癌，近年死亡率上升速度非常快，1996年以来开始在肿瘤死因顺序中排第一，98.1%的肺癌死亡病例发生在35岁以上，74.1%是60岁以上病例。主要以男性肺癌死亡率上升为主，城市上升趋势明显高于农村，过去10年，东部、中部肺癌死亡率上升非常显著。
另外，心脑血管、女性乳腺癌、肺结核等疾病也对中国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很大威胁。
提出诸多新的问题有待深入挖掘研究
“死亡地图”研究中，有一个现象引起研究人员的思考：肝癌死亡率以前在华东一带比较高，据推测与该地区水质、黄曲霉素污染等因素有一定关系，但原来肝癌死亡率并不高的中部一些地区，现在也变成肝癌死亡高发区，什么原因呢？杨功焕教授估计，可能与肝炎感染率提高有关，但是否确实，尚需更深入的研究。
由“死亡地图”引出的类似新问题数不胜数。杨功焕说，“死亡地图”提供的虽是十分基础的公共医学信息，但这些信息并不是孤立的，而与社会、经济、环境、人的行为等诸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死亡地图”带出的许多线索，值得深入挖掘。
“死亡地图”记录的十年，中国人口已开始走向老龄化，人口因素与非人口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从而掌握哪些是可控因素，哪些是不可控因素，以利于疾病控制。据介绍，人口因素的影响指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导致死亡率的上升或下降，非人口因素指人口因素之外的社会、经济、环境、行为等各种因素。以女性乳腺癌引起的死亡为例，按“死亡地图”项目的统计，非人口因素的贡献率较大，妇女婚姻状况、哺乳情况等都算是非人口因素，但哪些非人口因素更容易诱发乳腺癌，值得专门研究。
糖尿病在城市人群和农村人群中，死亡率上升幅度都很大。城市人群中，人口因素导致其上升的比重不足40%，非人口因素起了更大作用；农村人群中非人口因素的作用更大，男性高达82%，女性高达85%。为何城乡人群存在这样的差异？在城市和农村，哪些非人口因素是导致糖尿病死亡率急速上升的主要原因？
一张“死亡地图”，似乎只对十年中不同疾病在不同地区的死亡率分布进行了静态的展示，但支撑地图绘制的数据的动态变化过程同样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曾被称为“白色瘟疫”的肺结核，50年代以前，是
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80年代被认为已基本征服，但“死亡地图”
研究显示，90年代肺结核又卷土重来，易感人群的数量也在增加。在城市人群肺结核死亡率持续下降的同时，农村人群死亡率1994年后一直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没有进一步下降。从肺结核的“死亡地图”看，标注为高死亡区的一些地区，如广西、贵州、湖南、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等地，大多艾滋病的感染也较严重，这是否意味着肺结核的死亡率与艾滋病的感染存在关联？杨功焕认为也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提示危险行为因素引起人们足够重视
许多危险行为因素，如吸烟、不健康的饮食、静坐生活方式的比例上升，与疾病的发生和死亡率的上升直接相关，但仍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杨功焕说，他们不仅希望“死亡地图”为决策者、研究者提供信息，更重要的，希望百姓了解自己身边的疾病及伤害问题，了解哪些个人行为与疾病相关，从而调整生活方式，降低患病概率。
“死亡地图”研究再次证明了吸烟的危害。在吸烟上，男性与女性存在明显的行为差异。据调查，2002年，男性吸烟率为66.9%，平均日吸烟量为15支；女性吸烟率3.2%，平均日吸烟量为10支。“死亡地图”数据显示，男性和女性虽生活在同一环境中，但男性肺癌死亡率每年上升6%，女性的比率则是平稳的，这说明行为差异是主要原因，吸烟者得肺癌的概率更大。
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人群中，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明显偏高。研究人员认为，这与静坐生活方式的比例上升有关。静坐生活方式指不参加任何体力活动或体育活动，或活动每周少于3次，每次少于20分钟。据悉，采取静坐生活方式虽然不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直接因素，但其容易导致肥胖，从而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值得注意的是，心脑血管等慢性病本来在城市人群死亡谱中居于重要地位，“死亡地图”研究显示，农村人群中慢性病的死亡率也在上升。杨功焕说，除了一些偏远贫困地区，总体上看，农村的死亡模式正与城市日益接近，时间上差不多晚十年，即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的死亡模式恰恰是2000年农村的死亡模式，这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颇有关联。例如，在广东等地，一些农民将土地租出去，自己不再当农民，极少从事体力劳动，如果不加以注意，也会患上各种“城市病”。
“死亡地图”研究还显示，十年间，因伤害导致的死亡基本上是平稳的，但有些类别的伤害死亡率上升较快。例如，交通事故死亡率每年6.1%的速度迅速上升，到2000年，其死亡率超过了一直居于伤害死亡首位的自杀。杨功焕告诉记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虽与车况、路况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违章行为，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违章的现象相当普遍。
在伤害死亡中，自杀死亡率虽未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但也观察到一些变化。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农村人群自杀高于城市，农村女性自杀高于男性。但现在，农村与城市自杀死亡率日益接近，农村女性自杀死亡率呈下降趋势。据介绍，在西方国家，绝大部分自杀是由精神疾患引起的，我国的情况则不同，因精神疾患自杀的比例只有60%，相当一部分自杀者，尤其是农村女性，主要因教育水平不高、缺乏处理问题能力，一时冲动而自杀。杨功焕认为，随着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一类自杀会逐步减少，但因焦虑、抑郁、紧张、恐惧等各种精神卫生问题导致的自杀可能会上升，尤其在压力日益增大的城市人群中，因此，针对这类问题的精神预防工作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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