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兴区旧宫镇南场二村的一条街道上，这样的“黑诊所”比比皆是。
在大兴区旧宫镇南场二村的一条街道上，密集着20多家个体诊所。本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诊所均无营业执照，其“医生”也均无执业证书。
这些小诊所的生存，依赖于附近的五六十家服装小作坊。众多女工成为“黑诊所”的主要病员。
小诊所的主要业务，是给妇女做流产手术。
大兴区旧宫镇南场二村村委会门前，有一条长1000米、宽约5米的无名街道。街道两边，每隔几十米便有一家小诊所，其标志是门前竖着的一块白色招牌，大都写着“湖北诊所”。
粗略计算，街道两边大约有10多家小诊所。沿着街道继续往西走并右拐，还有10多家这样的小诊所。
依照这些诊所的招牌所示，它们有如下主要业务：妇科药流、人流引产、接生上环、性病专科、皮肤专科、内外儿科、牙病专科等。
暗访“黑诊所”行医过程
8月20日上午，本报一名女记者进入其中一家“湖北诊所”。
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是这里的“医生”，听记者称身体不舒服后，他递过来一支体温计。
5分钟后，记者取出体温计。“医生”看了看说：“不发烧。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嗓子干，头也有点晕。”
“感冒了。”“医生”很肯定地说，要求记者打点滴。记者表示不想打点滴，并称自己没有感冒的其他症状：“能不能给我把一下脉？”
“医生”又对坐在床上看球赛的一名胖男子说：“你给他把一下脉吧，你学的是中医。”胖男子眼睛仍然盯着电视：“有什么好把的？”
“医生”摇摇头，突然口气一变：“你不会是怀孕了吧？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不舒服但也不发烧。”一边的胖男子也插话道：“怀孕也没问题，我们这边可以做人流、药流，技术很好。”
“赶快用测孕纸检测一下，很准的！”“医生”随手递给记者一个一次性纸杯，让记者到路口的公共厕所去接一些尿液回来检测。
记者接回尿液后，胖男子开始用测孕纸检测。几分钟后，胖男子下结论：“你没有怀孕。”但还是坚持要记者打点滴，“一瓶氨基酸，一瓶葡萄糖，只要三十多元。”
记者仍然表示怀疑，“医生”显得很不耐烦，他夺过刚刚开出的处方：“不相信我们？那你别看了。”
“医生”均无执业证书
8月26日，记者再次进入一家“湖北诊所”，这家诊所营业面积大约有十几平方米，内有一张长条桌。此时，一名30岁左右的妇女正在吃午饭，她是这里的“医生”。桌子后有两个货架，上面放着一些药品。货架旁有一张床。
记者谎称头晕、心慌，“医生”给记者拿来体温计，“先量量体温”。
记者借机与她闲聊起来。“就你一名医生吗？”“小诊所，一个人足够。”“怎么没看见营业执照？”“我们这边的(诊所)都没证。
就算你在医院已经是专家了，要自己出来干，也办不了(证)。没证不要紧，我们有技术。”
“你们有医生执业证书吗？”
“要什么证书？用不着！”
这名“医生”说，她的诊所已经开业三四年了。她还说，她的病人多为附近的女工，她们来这里看病，主要是看重这里“可以做人流、药流、接生，而且药品便宜”。
8月20日至26日，本报记者数次调查该地区十几家诊所后发现，所有诊所均无营业执照，“医生”也无法出示执业证书。一名“医生”说，他毕业于江西九江医学院，以前曾当过医药代表，但没做过医生。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这些小诊所的主要业务是人工流产。部分“黑诊所”称，诊所里有麻醉药、B超机等各种手术设备，能为已有两个月身孕的女子做人流手术，手术费大约二三百元。
冒用大医院名义进药
在记者的调查中，几乎每一家“黑诊所”的大夫均自称药品、医疗器械进自正规医药公司。
在一家“全科诊所”，记者对大夫提出了疑虑：“你们的药品、医疗器械合格吗？”
“医生”是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他说：“当然合格，我们的药品都是进自正规的医药公司。”
为了消除记者的疑虑，“医生”拿出了一张进药收据。记者注意到，收据上面注明“河北××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不是不允许将药品卖给没有营业执照的诊所吗？”记者问道。“医生”笑了笑，说：“我们给现金啊，还有人跟钱过不去吗？”
“医生”进一步解释说，药品如果卖给个人，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还能拿回扣。一般情况下，买的时候只要随便填一个医院的名字就可以了。说到这里，他随口举了两家北京市大医院的名称。
这名“医生”说，诊所里购进医疗器械，大都用的是同样的办法。
病人主要为当地女工
记者调查后发现，南场二村及附近庑殿一带，有五六十家服装加工小作坊，小作坊里的几百名女工成为“黑诊所”的主要病员。
在一家“湖北诊所”旁边有一个大院，两扇红色的大铁门时时紧闭。8月26日中午，记者设法进入大院里，发现里面有20多家服装小作坊，地面上到处都是棉屑、碎布片，女工们都在忙碌着。
中午12时，几声铃响后，几十名女工从各个工作间里出来，直奔旁边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简易房，这是她们的食堂。在这里，女工们围成一圈开始吃饭。
在一家小作坊里，来自浙江的女老板告诉记者，作坊里的女工多数来自四川、安徽、湖北等地，大都住在院内的宿舍，也有部分女工和男友在附近租房住。
20岁的女工小孟是安徽人，初中毕业后就来到北京，由于没有技术，只能做一些如钉扣子等比较简单的工作，每月收入500多元。小孟说，她和工友们一天的工作从早上8时开始，一直要持续到深夜12时，有时甚至要到凌晨2时多。
小孟说，她来北京三年了，还没去过大医院。她解释说：“大医院太贵了，我们看不起病。”
小孟还说，那些与男友同居的女工一旦怀孕了，大都选择去“黑诊所”里做人流，因为“那里便宜，而且方便”。至于安全性，一般不在考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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