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武安。中国北部一个平凡的村庄。生老病死在这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就好像季节更替一样自然。
但是,当艾滋病的死亡威胁到来时,这里乱成一团。
天刚亮,王为军就起床了。今天,他要给妻子靳双英上坟。
1999年5月16日,妻子去世,丢下一双儿女。靳双英的死因是艾滋病。这在当地引起了一场大骚动:传闻里只有西方国家的吸毒者和同性恋者才会得的怪病,怎么就突然发生在中国一个普通村妇身上呢?
王为军更是想不通:妻子身体一直很好,人也本分,怎么就会得了这种可怕的怪病?在防疫站的安排下,王为军全家都做了检测,年仅两岁的女儿王凯佳因母婴传染,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妻子走后的5年里,王为军每天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女儿量体温。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就要捏着女儿的鼻子,给她灌下各种药丸和苦涩的汤剂。
女儿还睡着,王为军小心地从她腋下抽出体温计,迎着屋外的亮光看了看:37摄氏度,一切正常。他这才放心地带上门朝外走。
按照当地风俗,上坟必须在日出前进行。王为军来不及吃早饭,匆匆出门。
他是一个人走的。这5年中,每一次来祭拜妻子,他都不带女儿凯佳———平时女儿和他寸步不离。
不认识王为军的人,常把他错认为“搞艺术的”。这也难怪,王为军留着像艺术家一样的长发,而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普通农民,并且官司缠身。
“官司一天不赢,我就一天不理发。”2000年,王为军发誓。4年过去,他的头发已垂到腰际。
这是一起注定难赢的医疗官司。患者在这类官司上,总是处于弱势。
在中国,公开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家属的,王为军是第一个,他也从来不在媒体的镜头前遮掩自己的面孔。
“只要孩子能活一天,我就陪她一天。我绝不会抛弃她”
村里人都说靳双英得了“怪病”。附近村子也有人和她一样,高烧不退,什么药都不管用。
没人把他们的“怪病”和活跃在村庄周围的卖血队联系在一起。几年来,一支由河南人组成的卖血队,一直在沙河、邯郸活动着。人们甚至经常看见他们在乡间医院出入。
直到防疫站给出报告,直接把矛头指向靳双英分娩所住的康泰医院。这家医院被怀疑非法采血,使用卖血者的血给患者使用。
1997年8月1日,靳双英在沙河市康泰医院分娩。“医院说,输血对大人好。”王为军花460元给妻子输了400毫升血。“我没有想到,这彻底毁掉了我全家的幸福生活。”
靳双英出院后,肚子和腿开始经常疼痛;1997年底开始出现口腔溃疡,伴着低烧,进而发展成高烧不退,人也瘦得不成样子。
王为军卖掉了家里的运输车,又卖掉了宅基地,只是希望筹些钱给妻子治病。她到底得了什么病?当地的医生谁也说不清。
靳双英的血样被送到北京,检查结果证实是艾滋病。“防疫站和我说,你妻子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要到北京的医院去取药。我当时‘嗡’的一下,头都大了。”
王为军借了5000元,想把妻子送去北京治病,可妻子的腿已经不能动了,很快就去世了。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治艾滋病要花多少钱。更不知道艾滋病是不治之症。”王为军只是觉得奇怪:妻子身体一直很好,人也本分,怎么就会得了这种可怕的怪病?
凯佳患病的消息传来,王为军几乎要崩溃。“我都没被传染,孩子怎么可能被传染呢?”
他二话没说,带着凯佳上了北京。“兴许是防疫站搞错了。还是去大医院查查吧。”
在北京地坛医院,医生给凯佳抽血。孩子的胳膊太细,总也找不到血管的位置。凯佳被长长的针头吓着了,号啕大哭。王为军和一个护士,死死摁住凯佳的胳膊和身体,才勉强抽出一管血。拿到确诊报告的那一刻,王为军傻了。
回到武安,村里人都不敢和王为军说话。“他们觉得,空气也会传播那该死的病毒。”住在王家对面的一户人家,甚至把大门改了朝向。
和王为军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哥哥搬走了。弟弟没有经济实力搬走,但是不许孩子和凯佳玩。凯佳坐在院子里的大树下乘凉的时候,那个孩子就趴在窗台上,隔着玻璃远远地看凯佳。
王为军的姐夫在村里开了一个小饭馆。只要他一在门口出现,食客们四散而逃。王为军再不敢去吃饭。
邻居来游说:“把这孩子弄死吧。她活着是个祸害。死了就没事了,你也不用担心被传染。”
王为军抹着泪:“她母亲已经被艾滋病害死了,孩子是无辜的。只要孩子能活一天,我就陪她一天。我和女儿相依为命,绝不会抛弃她,绝不让女儿在人世间这短暂的时光里,受到丝毫委屈。”
凯佳的命暂时保住了。北京的医生说,像凯佳这样母婴传染的艾滋病感染者,很少能活过5岁。凯佳已经两岁了,她还能活多久?
“一定要告医院,让他们赔偿,给女儿治病。”王为军下了决心,他要学电影里的那个打官司的妇女秋菊。
打官司先得请律师。王为军跑遍武安、邢台、石家庄,没有一个律师愿意代理。医疗官司本来就难胜诉。“我一个小小的平民百姓,能和他们斗吗?我不服气,为了女儿,我一定要把官司打下去。”
即使是岳父岳母的强烈反对也阻止不了王为军。“河北的律师不肯打,我就去北京找。”
1999年,王为军背着女儿,走进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在这里,他看到了希望———该中心免费为王为军提供法律援助,并指派了律师。
2000年4月,王为军终于站到法院门口。4个月过去了,法院拒绝受理。“也不告诉我们理由”。
2000年8月,我和同事开始调查王为军的案子。我们陪同律师去了法院,出示记者证,要求采访法院。
院长与法官挤进会议室紧急磋商。王为军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不停地搓手。一个多小时后,门开了,院长说:我们接受立案。王为军这才长出一口气。
北大法律援助中心的一位主任告诉王为军:你这个案子可能要打两年,甚至更久。王为军回答:“我能够接受。”
会有多久呢?
妻子死后,王为军没有工作,当然也没有收入
2000年8月,我从北京出发,寻找王为军。下了火车换汽车,再换小蹦蹦车。车子在乡间土路上颠簸,穿过麦田,穿过沟渠,终于找到王为军所住的邑城镇三街。
七八个村民在大树下乘凉。我打听王为军,村民惊恐四散。在村里晃了好几圈,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人,愿意给我们带路。走到离王家几十米远,他再也不肯往前,只用手指了指方向。
我敲门进入王家。一听我说明来意,他就“扑通”跪倒。30岁的汉子,眼泪哗哗地流。
小凯佳一手捏着大人用的黑色大折扇,一手抓着半个烧饼,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忽然摔了一跤,咧开小嘴,哭了。
王为军赶上去,把女儿抱起来。顺手拉起凯佳衣服的一角,替女儿拭去泪水。
凯佳没有玩伴儿,也没有玩具。她穿着一件黄色无袖布衫,下摆一直拖到膝盖。小手上全是黑色泥印。脸上、脖子上脏兮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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