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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4年里，一项鲜为外界所知的临床研究一直在昆明市某医院悄然进行着。“阻断艾滋病毒的母婴传播”是这项研究的最终目的，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是一项大胆的尝试——艾滋病已获确认的3大传播方式是血液传播、性传播、母婴传播，他们正在向这3种传播方式之一发起挑战。
前不久，这项进行了4年的研究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惊喜的答卷：据新华社报道，31位艾滋妈妈中有30位成功阻断，阻断率达96.8%！有评论说：如此高的艾滋病毒母婴阻断率“国内绝无仅有”。
记者日前走进了昆明某医院，试图采访这项“国内绝无仅有”的科研成果，但记者发现，虽然这个被列为昆明市科委的重点科研项目的确取得了成绩，但课题组的负责人对研究结果目前却保持着冷静、谨慎的态度。
特殊产妇：稀里糊涂成为“艾滋妈妈”
昆明市某医院三楼妇产科，东侧走廊第一间病房。门上白色的牌子只有医生和护士的姓名，唯独少了病人的名字。
很少有人知道，这间不起眼的病房，却能让妇产科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绷紧弦。细心的人观察到，进出这个病房的医生和护士全都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带着两层手套，这一切都是因为住在这里的全是“艾滋妈妈”。
王华良(化名)有节奏的剧烈咳嗽声从这间病房里传出来，整个楼道都能听见。他的妻子高晓燕(化名)躺在床上，下午的阳光照在高晓燕身上，暖洋洋的，让她感到很舒服。高晓燕的枕头旁边，放着刚出生3天的儿子。高晓燕轻轻拍着孩子的身体，伴着孩子均匀的呼吸声，她微微眯上了眼。
医生和护士都知道，王华良体内的艾滋病毒已经到了发作期。他的脸色呈现出艾滋病患者特有的“红光满面”，脸上还出现了皮疹。高晓燕早已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携带者”，但这一切高晓燕自己却不知道。
王华良和高晓燕是昆明附近郊区的农民，在两人结婚之前王华良已经因吸毒感染上了艾滋病，但高晓燕对此一无所知。
结婚一年后，高晓燕有了身孕，王家都盼着她能生个儿子。但不久在一次例行妇科检查时她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携带者”，由于化验报告单掌握在王华良手里，高晓燕还是被蒙在鼓里。就这样，她稀里糊涂地成了一名“艾滋妈妈”。
“高晓燕是怀孕6个月时到我们医院的，我们曾向她的家属建议停止妊娠，但遭到了拒绝。”妇产科副主任张虹(化名)很无奈。
一个“艾滋妈妈”生育意味着什么谁都知道———新生儿有40%至80%的风险从妈妈那里感染艾滋病毒。张虹说，她几乎奉劝过每一对前来生孩子的“艾滋夫妇”停止妊娠，“但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拒绝，没办法，当地人太看重传宗接代了。”
据该医院提供的与昆明市科委签订的“HIV母婴传播阻断的临床研究”合同书上显示，全球每年有60万新生儿感染艾滋病毒，每分钟就有一名婴儿感染。1998年后昆明的孕妇艾滋病毒感染率已高达0.2%。也就是说，高晓燕的孩子如果不进行阻断治疗，就很有可能感染上艾滋病。
医护人员：“艾滋妈妈”的鲜血喷进眼里
几年来，昆明某医院妇产科的医护人员在千方百计地降低新生儿感染艾滋病毒的机率，然而她们在工作中却无时无刻不被笼罩在感染艾滋病毒的阴影下。
出于研究需要，“艾滋妈妈”采用的分娩方式都是剖腹产，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细小的意外，都会导致医护人员感染上致命的艾滋病毒，他们把这称为“职业暴露”。
“事先没有任何迹象，产妇的鲜血就突然喷进了我的眼里！”3个月前惊险的一幕，令在妇产科工作了5年的女主治医师方华(化名)终身难忘。
那是一次针对已经怀孕39周的艾滋产妇的剖腹产手术，由于知道面对的是一名特殊产妇，方华在做手术前已经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护服里外穿了两套，手套戴了两层，此外她还特地戴了一副平光防护镜。尽管如此“全副武装”，可是险情还是发生了。
手术进行到一半时，产妇发生子宫收缩，方华等医生急忙采取应急措施。就在这时，产妇发生了大出血，血从产妇的腹部如泉涌般喷了出来。其中一些正巧溅到了方华的防护镜上，并从防护镜的边缘流进了方华的眼里。心知不妙的方华并没有惊慌失措，只是示意护士用盐水给她冲洗了眼睛，之后继续完成了手术。
看着产妇安全地被送出手术室，方华终于瘫倒在地上。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方华没有跟家里人讲发生在手术台上的事，只是当3岁的儿子扑上来要她抱时，她远远地躲开了。
晚上趁家里人不注意，方华偷偷打开了用白纸包着的抗艾滋病毒药。这种药一个疗程就是28天，强烈的药物副作用让方华呕吐不止，为了减轻药物对肝肾的损害，方华不得不每天强迫自己喝5升水。
类似的险情，在这个医生护士加起来不到十人的妇产科里今年就已经发生了3起。“每一个人在上手术台时都是提心吊胆的。”科室副主任张虹的语气有些低落：“可是你不会相信，这么大风险的手术，医护人员的补贴只有三十元钱。”
每例治疗费用5000元
阻断艾滋病毒母婴传播的方法是服用抗病毒药物。“艾滋妈妈”体内的病毒是通过胎盘传染给婴儿的，“所以治疗的核心是在孕妇分娩前和分娩过程中，通过使用抗病毒药物将孕妇体内的病毒数量降低，同时也给婴儿服用抗病毒药物，增强其抵抗力。”
和其他接受阻断治疗的“艾滋妈妈”一样，护士在高晓燕分娩前给她抽了一管血，并且给她吃了几片白色的药片。“这种药片叫奈韦拉平，是一种蛋白酶抑制剂，英文缩写NVP，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使用的预防母婴传染艾滋病的药物，”昆明市某医院院长王伟(化名)说。
该医院进行的治疗方案主要是：孕妇分娩前后病毒载量各检测一次，分娩开始时口服抗病毒药物NVP200mk一次；婴儿出生时查脐带血；出生72小时内服用NVP2mg/kg，同时停止母乳喂养；出生后3个月各查一次病毒载量。
一个阻断治疗病例的成功与否，在于18个月后的新生儿血样鉴定。如果新生儿体内的艾滋病毒含量未超标，那么便可宣告“阻断”成功。母婴阻断整个过程从产前开始，一直延续到产后，参与该课题的医护人员对这些产妇及其孩子进行了追踪随访，其中时间最长者达3年。
王伟说，进行一例艾滋病毒母婴传播阻断干预治疗的费用约需近万元，但是目前“艾滋妈妈”们实际的支出费用只有5000元，因为前来就诊的“艾滋妈妈”们普遍家境困难，“我们是在贴钱做研究，”王伟一肚子苦水。
高阻断率不意味攻克
云南省自1987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以来，艾滋病流行已经从一个地州县扩散到16个地州118个县市，同时母婴垂直传播比例也在逐年升高。
昆明某医院的这些“艾滋妈妈”大部分来自昆明地区，都是由各医院产科内部介绍而来的。一个让专家组头痛的问题是：几乎大部分“艾滋妈妈”留给医院的姓名、家庭住址，电话都是假的，这给医院的跟踪观察带来了很大困难，“其中有两例就跟丢了，”张虹透露。“万一这两例阻断没有成功，那若干年后这两个孩子就成了艾滋传染源。”
昆明市某医院的这项临床研究始于4年前，当时该院还和昆明市科委签订了项目合同书，课题组由5名艾滋病治疗专家组成，项目总经费16万元。据了解，这个项目原定于2002年底结束，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干扰直到今年整个课题研究才全部结束。
“阻断成功率高，并不代表掌握了攻克母婴垂直传播艾滋病毒的技术。”这项课题的负责人，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权威周曾全对记者说话时显得很谨慎。周曾全低调地说，这项研究在国外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但国内的临床研究却一直没有多大起色，“我们只是做的案例比较多，成功率高一些。”两年前他是昆明某医院的副院长，就是他代表医院与昆明市科委签了这个科研项目的合同。
周曾全说4年里这项一直“默默无闻”的研究，现在经媒体报道一下变得“炙手可热”，“可是媒体公布的阻断成功数字并不真实”，其中报道的“30例成功，1例失败”，事实上“没这么多，但至少有20例以上”。具体的数据他仍在统计中，最后的结果将在近期得出,“到时我再用真实的数字说话”。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卫生部流行病专家组组长曾光认为，如果这项研究的数据真实可信，则无疑对国内的艾滋病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卫生部妇女处处长王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卫生部也组织了专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HIV母婴传播阻断临床研究，但这项工作刚开始半年，正处于起步阶段，现在还没有得出相关研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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