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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数据或预测颇为骇人：20%的抑郁症患者最终以自杀结束生命；而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事实上，多数人在一生中至少会患一次抑郁症。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现在日益有“低龄化”的趋势，蔓延到了年轻的大学生当中。美国《新闻周刊》等媒体近日报道了这一问题。
以往，孩子离家去读大学，父母要担心的事有不少：孩子的学业，孩子会不会想家，孩子会不会交友不慎等。现在，有个新问题日益成了美国父母的心头之忧：孩子的精神健康问题。
自杀是美国15至24岁年轻人的第三位死亡原因，是大学生的第二位死亡原因。根据精神健康机构估算，近年来，美国每年都有超过1100名大学生自杀，而受到精神疾病折磨的学生就更多了。美国大学健康协会2003年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40%以上的美国大学生表示，自己每年至少有一次“感到沮丧，以至于无法维持正常的学习和生活”，30%的学生认为自己已经患有焦虑症或抑郁症。
目前，有相当多的美国人认为，大学并未对学生的精神健康问题采取充分的应对措施。2004年1月，哈佛大学的学生报纸《深红色》推出了一个在校内引发强烈反响的系列报道。该报道断言：占压倒多数的哈佛学生受到精神健康问题的困扰，由于校方的帮助措施存在诸多不足，哈佛学生正面临一场“深入的精神健康危机”。
既然现实如此严峻，精神健康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大学招生时需要考虑的问题。美国东海岸一所高中的升学顾问说，2003-2004招生周期(指一次秋季入学和一次春季入学)他遇到的招生人员中，有两所学院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要招一个在情绪上“坚如磐石”的班级———既为了预防学生自杀，也为了让学校里疲于奔命的心理医生能缓口气。
麻省理工学院的招生主任玛丽里·琼斯也说，她希望录取那些“情绪上有复原能力”的学生。“要是我们觉得有个人一次考砸了就会精神崩溃，我们就不会录取他，”她说，“每年有这么多孩子进大学，他们知道自己必须努力才能出类拔萃。但你看看，有那么多孩子现在正在接受精神治疗。如果为了完成学业，你必须严重依赖药物，那么，麻省理工这样的地方并不适合你。”
琼斯对新生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有原因的。2000年4月，麻省理工学院的大二学生伊丽莎白·希恩在宿舍里自焚身亡。她的父母起诉校方，索赔2700万美元。希恩的父母称，希恩生前曾多次向校方、校医和舍友透露自己的自杀念头，而校方却一直没能向她提供周到的精神病监护，也没有将她的情况通知父母。希恩父母聘请的律师说：“要是学生吸毒或酗酒，学校早就毫不犹豫通知家长了。而在精神健康方面，他们就觉得没啥值得大惊小怪了。”
由于美国的大学对新生的心理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在招生环节中，学生们必须表现得完美无瑕，才能打动招生人员。很多家长一直刻意隐瞒孩子的精神问题，至少在孩子拿到入学通知书之前是这样的。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生家长收到学校寄来的问卷，上面有这样的问题：“你希望学校向你的孩子提供怎样的精神健康服务？”这类问题着实不易回答。
而在学生自杀率较高的大学，这类问卷调查显得尤其有必要性。2003至2004学年，纽约大学共有4名学生跳楼自杀。因此，校方采取了数项措施来帮学生应对精神问题。
纽约大学的新生在入学前，学校都会去信，询问他们有何特殊需求、是否正在服药、是否正在就医等等。现在，该校的校医每周一次去学生宿舍，造访那些事先做了预约的学生。学校管理层希望，校医走入宿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形象生动，让学生在对话时心情更加舒适。
除此之外，纽约大学还开通一条24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要是电话交谈不管用，在得到学生默许后，热线将派一名顾问或校警前往学生的宿舍进行帮助。
纽约大学的方法，也许已经是美国的大学所能提供的最细致周到的精神健康服务了。美国几乎每一所大学都有一个精神咨询办公室，但匹兹堡大学教授罗伯特·加拉赫(他主持一项每年一次的针对大学精神咨询机构的调查)说，差不多一半的美国大学，连一名有执业资格的精神病医生都没有。也就是说，在这些大学，学生无法从校医那儿开到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处方药。因此，有严重精神问题的学生，只能到校外就医，甚至退学就医。
有的学校向学生提供不限次数的精神健康服务，而医生短缺的学校则规定，每年每个学生约见学校精神病医生的次数不能超过8次或10次。对于那些每年只有一两次因为想家、失恋或成绩不好而需要找医生倾诉一下的学生来说，这点限额已经足够了。而在那些问题严重得多的学生看来，却又显得太少了。
专家们列举了大学精神病医生受欢迎的一些理由。哈佛大学教务长斯蒂夫·海曼曾经担任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院院长。他说，直到几年前，有精神疾病的少年还不可能在离家之后既得到较好的治疗、又顺利完成学业，因此他们读完中学之后，往往只能呆在家里。如今，借助于药物和医生的早期干预，很多学生能离家独自去读大学了，有的还能读竞争很激烈的大学。因此，这类学生对学校精神病医生的需求越来越大。
海曼认为，哈佛大学学生报纸《深红色》对于学校精神健康服务的评论是不公正的，有插科打诨的意思。不过他说，精神健康能成为校园里的话题总归是好事，因为这代表了一种对精神疾病的开放态度。他说，直到不久前，“人们还深以抑郁症为耻。现在，打在这种病症上的传统烙印消失了，治疗也就变得容易让人接受了。于是学生们都跑来了。”
大学生寻求精神健康服务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进入一流大学的竞争太过激烈，很多学生进学校时，精神上已经饱受折磨。巴尔的摩市一所郊区中学的升学办公室主任李·娄厄说：“孩子们越来越快地耗尽了。他们十多岁时没法享受生活，很多人到了大学就完了。他们没有能量、没有毅力完成学业。”
麻省理工学院的招生主任玛丽里·琼斯赞同娄厄的看法，她认为，美国的教育体制有“逼人疯狂”的趋向，因此她只能倾向于招收“有自我驱动能力”的学生(也就是说，用不着父母推动)，因为她相信，能进行自我激励的学生，才能更好地面对失败。
很多大学的精神健康顾问和校医认为，患有精神疾病的学生选择学校时，应该首先考虑自己的病情。那些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学生，最好在离家人近的地方选一所大学就读。
加利福尼亚大学青春期与儿童心理学专业教授罗伯特·亨德伦说：“未必要离父母家很近。也可以离哥哥、姐姐、阿姨、叔叔的家近，只要这个人能定期来看望就行。”亨德伦建议，那些情况特殊的学生(如躁狂抑郁症患者)的父母可以通过网上的援助组织寻求其他家长的意见，以了解不同的大学是怎么对待有精神疾病的学生的。
亨德伦教授的另一项建议是：在孩子入学前，父母就应该替孩子在大学所在地找好精神病医生，待孩子入学后，定期对其进行诊治。
此外，选择小一点的大学也有好处。美国艾奥瓦州的格林奈尔学院只有1350名学生，2003年春天有两名学生自杀。从那时候起，校方增加了校医，还创建了一套制度：无论是教员、体育教练还是宿舍舍长，只要看到哪个学生有精神病的迹象，就通知校医前去诊治。
虽说目前尚不能证明格林奈尔学院这样的小学校在发现和治疗学生的精神疾病方面做得比大学校好，但至少它们拥有更多的资源。匹兹堡大学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学生数为2500人以下的大学里，学生与精神健康顾问的比例为818：1，而在学生数达15000人以上的大学里，学生与精神健康顾问的比例为2426：1。
专家们认为，那些其孩子刚上大学时百分之百健康的家长，更要注意孩子的精神状况。纽约的多娜·萨图前两个儿子都好好地读完了大学。1998年，她的第三个儿子杰德被亚利桑那大学录取。读大二时，杰德自杀了。
现在，萨图和她的丈夫一起负责“杰德基金会”的运作。该基金会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各地的大学对付学生的抑郁状况。萨图认为，所有大学都应该筛查有抑郁状况的新生，就像查验学生是否接种了疫苗那样。萨图建议，每个学生的家长都要对孩子所读大学里的精神健康机构的情况作一番了解。她说：“你应该问问：‘万一我孩子精神上出现问题，你们能提供什么帮助？’”
现在大学新生的父母们总是急着给孩子找到最舒适的宿舍、最好的搭伙餐馆，事实上，萨图所建议的那个问题，才真正值得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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