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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朱掰着手指头在算，他们的生命几乎快到“尽头”了。因为他所在村子的部分村民在1985年至1994年，因为卖血而先后患上艾滋病。有专家告诉他们，艾滋病的潜伏期是2到10年。那么，即使按照患病的最后期限1994年计算，至今已经11年了。
“我最理解你们，生命对人来说是最可贵的，有多少钱都换不来……”吉林省人大代表吉林市政府法律顾问修保律师坐在炕头上拉着旁边一个老人的手说着，身边记录的程建航律师不停地甩滴落在记录纸上的泪珠，钢笔做的记录一片片地变得模糊。50多人的屋里哭成一片，无论是男人、女人，也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他们都是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毒的农民。正因为修保律师的介入，本打算采用过激手段报复社会的这些艾滋病患者冷静下来，他们将采用正常的法律手段维权。
搜登站镇距吉林省吉林市城区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这里三面环山，从吉林市向南的巴士行驶在皑皑白雪上，在山沟里一颠一簸。
老朱早早地等候在车站，记者刚下车，他已经笑脸迎了过来。老朱不是艾滋病患者，但他是附近几个村里艾滋病感染者的代表。10年前献血时，他虽然没有被传染艾滋病，却感染上了丙肝。
作为村里的文化人，身负艾滋病感染者的希望，老朱这几年从没停下上访维权的脚步，多年的劳累和疾病的折磨让他脸上布满皱纹，白发满鬓。最近，他正在积极和律师联系，准备再次通过法律手段维权。
零下24度的气温冻得头发一缕一缕地耷拉着，重重的哈气呼出来挡住了视线。在这种低温下，高山大地间一片白雪茫茫，仿佛进入了童话般的世界，一尘不染，银装素裹。
人见人怕的二道沟村就在这样的童话世界里。
老朱家的房子还是生产队时期盖的，房顶的五星标志格外显著，房门的旁边有两块牌子，大牌子上写着“吉林市船营区松花江家园”，小牌子写着“红树林之家”。
老朱说小牌子是北京防艾协会“红树林”组织送的牌子。然后66名感染艾滋病的村民自发成立了艾滋病患者的家园，地点就在老朱的家。这里也就成了二道沟村以及邻村闻名的艾滋病患者活动、聚会的场所，于是就有了大牌子的来历。
记者推门进屋时，不到20平米的小屋内挤满了人，大概有20名艾滋病患者围坐在屋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挺大的炕上也是或坐或躺挤满了人，还有一些人站在屋里。后来又有人陆陆续续进屋，大家互相打着招呼。
老朱点上一根烟，手一挥，示意大家安静，拧着眉头深吸了一口烟说：“从哪儿说起呢？”
2001年时，在二道沟村里，有两三个人得了一种“怪病”。
“村里有人身体发虚乏力，低烧，莫名奇妙地消瘦，脸上出现疱疹，还以为是肝炎。”老朱说，“当时病人去医院检查，医院也不知道病人得了什么病。”
其后又有人病发身亡，有人去吉林市防疫站查病，医护人员看见其胳膊上针眼很多，便猜测他卖过血，于是对他进行HIV检测，结果呈阳性，这时候病人才知道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艾滋病。
直到二道沟村里陆续死掉10余名青壮年，邻村也有类似的病情发生，并且同样许多人相继死去，二道沟村的村民才得知那些人是因为患了艾滋病撒手人寰。这是村民们第一次有了“艾滋病”这个概念。
2003年6月22日，老朱儿子的姨丈突然发病，去医院检查出艾滋病。他问医生自己为何感染上艾滋病，医生推测可能是卖血所致。老朱当时在场，心想全村有半数以上的人都卖过血，如果是卖血所致，岂不是很多人都要感染。于是老朱便把心中的疑问向医院全盘托出。
随后吉林市疾病控制中心就在村里进行大规模普查。据老朱回忆，2003年7月4日拿来化验结果，当时二道沟村，还有邻村总共化验了104个人，其中大概有26个感染了艾滋病，还有将近90个人感染了丙肝。
当村民拿到化验结果后，全村引起极大地恐慌。“大家都知道这是要人命的病，像是被判死刑，但又不像死刑。染病之后，心想没几天可活了，但是却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死。”老朱说这些的时候，扭头看了看围坐在旁边的村民。这时候许多人眼窝湿润，盯着空洞的前方发呆。
经历了两个多月的过渡期后，许多村民从恐惧中走了出来，开始思索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身染绝症。随着染病者从困惑走向清醒，一起长达10年的血站违规采血事件也逐渐浮出水面。
事件始于1985年10月，搜登站镇经吉林省卫生厅批准，由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和搜登站镇卫生院联手建立了一家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搜登站镇献血站。据了解，血站所采集的血液主要用做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血浆蛋白以及相关血液制品。
搜登站镇和大绥河镇的村庄多在山脚下，由于地理位置所致，山下的土地贫瘠，并且地少人多，当地村民生活极度贫困。
据村民回忆，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在成立搜登站镇血站时，曾去过周围的村调查村内生产水平及人均生活水平，在了解镇内普遍生活收入低下的情况下，建成了血站。献血(也就是卖血)果然成为村民谋生的第二大手段。
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献血热潮，上至60多岁的老人，下至20岁左右的小伙子。殊不知这时病魔已经离自己越来越近。
根据一份原搜登站镇献血站员工出示的证据材料证实：“1985年血浆站开始试采，1986年1月1日正式成立采浆站。在采浆过程中所用的一切物品都是由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提供。而且用于抽输血的医疗器材都在循环使用。”
另一份材料证实：“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为搜登站镇血站培训工作人员，然后由这几名工作人员代培实习人员。1994年初，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收购了大批的血浆出口质量不合格，并发现大量的甲肝、丙肝，血站在同年3月8日被关闭。”
“血站建站以来，从来没有进行过HIV检测。”二道沟村患病村民说，“血站用过的抽血针头就放在锅里蒸一下，甚至只放在一个大槽里消一下毒，然后就再给别人使用。我们不光被抽血，而且还被输血，每次抽400cc，提取200cc的血浆，剩余的对上盐水再给我们输回来。”
但是关于艾滋病病毒来源的问题，因为采浆站早已被取缔，村民也只能猜测。
记者赶到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时，门口的保安在得知记者的来意后，称领导都不在。记者随即拨通了办公室主任柴子奇的电话，在2003年时他曾经接待过老朱。柴子奇说自己不熟悉当时的情况，说着说着以声音太小为由挂断了电话。随后记者又连续四遍拨了柴子奇的电话，得到的结果不是“正在通话中”，就是无人接听。
事件发生后，吉林省高层相当重视。据老朱说，吉林市以及搜登站镇政府为那些染病村民实施了救助措施。
一、给予感染艾滋病的村民最低生活保障金650元／年；二、对于发病的艾滋病人免费提供三种用药，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给予120元／月的药补；三、其子女享受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四、免交农业税。
“生活保障金根本不够保障生活，昂贵的医药费让我们根本看不起病。”提到这个，染病村民满腹怨言。于是，众村民想到了用法律手段索赔。
2003年8月，68名艾滋病感染者，起诉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搜登站镇卫生院以及永吉县卫生局，每人索赔40万元。2003年12月8日，经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令管辖决定，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这起案件。
修保律师是吉林市人民政府的法律顾问。在2004年4月份时，修保受政府委托，为患病村民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
“这个案子调查取证特别难，在十年的时间里，时过境迁，况且搜登站镇血站早已被取缔，很难找到直接证据。”修保在办公室里对记者说。
2004年5月份，老朱等68名染病村民，终于等来了开庭通知。船营区法院通知老朱，法院将在2004年5月28日到6月1日连续3天公开开庭审理。
“因为这事，我高兴了好几天。”老朱说。后来老朱去理发，心想开庭时精神一些，“我正在剃头的时候，手机响了，一看是蒲海东庭长来的电话。”
蒲海东是吉林市船营区民一庭的庭长，也是该案的合议庭庭长，蒲海东告诉老朱由于证人问题，所以开庭时间向后延期。
后来，政府以社会定向捐赠的方式准备捐给68名患病者每人4万元，建议原告撤诉，走和解程序。老朱代表患病者和修保律师一再商量，认为这是目前最好的结果。于是在2004年9月7日，搜登站镇的27中学里，双方签字盖章，这起2004年的68名艾滋病患者索赔案以原告撤诉告终。
老朱家的大钟敲满11下，老朱也掐灭了第三根烟，不到20平米的屋内烟雾弥漫，男的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女的在互相给对方梳头，唠嗑儿。
有关专家告诉过村民，一般艾滋病的潜伏期是2-10年。老朱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就算1994年血站被取缔时村民染上艾滋病毒，到现在也有11年了，正是艾滋病的发病高峰期。
“一发病的话，全身都会疼。”染病的老张告诉记者。抽烟会缓解一定的焦虑，记者发现很多患病妇女也在不停地吸烟。
老朱的爱人也是艾滋病感染者，屋内窗台的一角堆着许多吊瓶。在老朱家旁边的刘丽家，记者也见到了同样的情景，输液瓶和针头堆满屋角。因为要治病，刘丽已经把房子卖了出去，现在和不是艾滋病的丈夫以及11岁的女儿相依为命，想想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病，刘丽就忍不住流泪。
据老朱介绍，现在村里发病的有10个左右，今年死亡一例。每逢一个人发病离世，村里存活的感染者就会感到莫名地恐惧。当有人死亡的恶耗传来时，患病的村民会变得歇斯底里，开始疯狂地吃药，直至自己的身体无异状出现，心情才会逐渐平静。
大绥河镇志新村，这里有患病者13人，目前镇里年龄最小的和发病最严重的都在这个村里。在老朱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病重的62岁老人牛长丽家中，牛老10月份时卧床不起，到现在每天打针，打吊瓶，躺在炕上不能说话，身体浮肿，嘴唇破裂，甚至连意识都不清醒。
就在记者询问牛老病情时，她的手拿着一块抹布，在不停地擦炕边，她的儿子叹气说：“她这是疼呢，连被子边上的棉花都扯碎了，没办法，等死呢！”
艾滋病感染者在自身的痛苦之外，还在影响着周围的人。村里染病者家的子女全部面临着找不到对象的尴尬。“我的孩子老大不小了，至今找不到愿意结婚的对象。”老朱说。二道沟村里因卖血感染年龄最小的今年32岁，至今未婚，老朱提起时就不断叹气，说这孩子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
在一间破旧的土茅草屋里，记者看到了整个吉林地区年龄最小的感染者。年仅9岁的小男孩唐唐正在里屋的炕上玩麻将牌，他是由他的母亲通过母婴传播感染上的，他的母亲张明霞年仅33岁，脸上已经起满了疱疹，生唐唐的时候她还不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
外界的歧视让患病者更加痛不欲生。在2003年大普查之后，不幸染病者逐渐感受到了村内村外的歧视。一位二道沟村的村民说：“打那以后，出去卖菜都不能说是二道沟村的，甚至不能说是搜登站镇的。否则，没人敢买。”
日前，老朱他们已经联系好律师，想继续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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