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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来自天津的冯先生从北京一家著名的心脏专科医院出院，在辗转几个省市数家医院之后，他的手术取得了成功。同病房的病友都来表示祝贺，并期待和他一样好运。
就在这一天，卫生部部长高强在“2006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各地都应选择部分公立综合医院作为试点，建立平价医院或平价药房。
随后的几天，各地平价医院纷纷上马，大抵承诺免收挂号费、常规药品降价10%-30%。
冯在最近的一个月里，已经花费了近10万元。他的病友们也作好了花费这么多的准备。他们不知道，这个“平价医院”的概念，是否、多久以后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惠及自身。
“这更像是一场做秀表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务工作者说，“如果医药分家，几乎所有医院的药品价格都能降价30%以上，而挂号费收入对于医院来说更是微乎其微。”
医疗价格主要由药品、医用耗材、医护人员工资、医院管理费用四部分组成，其中药品和医用耗材又占去了绝大部分。
如果不能从制度上根本打破“厂家-批发商-医药公司-零售商-医院-医生”的利益链，借平价医院解决医疗暴利的美好愿望难免不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医疗价格其实就是一本良心账”，医务工作者张某如此评价医疗暴利。
就职于天津某著名三级甲等医院检查科室的张某向《财经时报》记者透露，来他科室做检查的许多患者都持有门诊大夫开具的一查到底的“大检查单”，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其中有许多没必要的检查，这是行业潜规则，谁也不会点破，更何况检查科室的奖金收入还要仰仗门诊大夫们的“大手笔”。
而相对于动辄数万元的医疗耗材，成百上千的检查费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上个月，冯先生先后接受了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和心脏搭桥手术，共花费95937.64元，其中仅医用耗材就高达57000多元，占全部费用的59.7%住院清单显示，仅一支进口美敦力冠状动脉支架就高达14200多元，再加上配套的球囊、动脉鞘、导丝等耗材，一套下来要近3万元。而一位医疗器械经销人员向记者透露，这一套耗材的出厂价格还不到1万元。
当然，这其中的暴利并不是由医疗器械公司独吞，其中50%以上是给医院和医生的回扣。
今年8月，内蒙古的李先生因冠心病住院，经临床诊断，需进行支架介入治疗，由于手术难度较大，医院特地从北大医院邀请专家出诊。
所邀专家欣然出诊，随行的还有一名背着全套器械的医药代表。医院只付给专家2000元的专家费，而机票、食宿等费用则全部由医疗器械公司承担。
据该医院的工作人员透露，心脏介入治疗是一种高耗材手术，如果外请专家，一般都会有医药代表随行，至于是哪家公司则要看谁给的回扣更多、和专家关系更好。
据张某介绍，相对于药品来说，耗材的使用是医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判定，很难监管，用多用少全凭良心，因为有高额回扣，一些医生会在可用可不用的情况使用。例如，一名冠状动脉狭窄患者，在内蒙就诊时被告知需要植入6个支架，在北京复诊时，只用两个支架就解决了问题。
“尽管卫生部对此有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几乎100%的医疗机构仍在实行这样的办法，从而导致乱收费、重复收费、大处方、重复检查等等问题泛滥。哈医大二附院在卫生部开展医院管理年中出现这样的问题，绝非偶然。”2005年12月12日，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王东生，在“2005中国医疗机构改革·首届医院品牌与发展论坛”上，针对哈尔滨550万天价医药费事件如是说。
王东生所说的“明确规定”是指“坚决废止各科室独立核算、承包，医疗收入与医务人员收入挂钩的做法”。
而现实情况是，医院集体抵制了卫生部的这条规定。
“就拿我们医院来说，奖金部分由医院返点——科室当月医疗总收入减去设备折旧和耗材再乘以一个百分点，再由科室分配到个人。而奖金收入往往要高于工资部分，热门科室更是高出数倍。”张某告诉记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夫多开药、多开检查不仅关系到个人收入还关系到整个科室的收入，时间长了，即使个人觉悟再高，也难免不被同化。”
在冯先生提供的住院清单上，记者就看到了不少重复检查。清单显示，住院的15天期间，冯先生共做了2次“生化全套”和8次“血气分析+生化指标”，而这两种打包检查中，“血糖”和“总钙”检测都包含其中；而“血气分析+生化指标”中的“快速血气分析”又出现在“肺全套”中。
虽然清单上清楚地标明了“全套检查”中每一单项检查的费用，但这些检查却从未单独出现。
冯先生患有冠心病多年，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可从去年开始，他在医院中就很难再开到阿司匹林了。
医生向他推荐了一种新药物——巴米尔，并告诉他，这种药完全能替代阿司匹林。
后来一位学医的朋友告诉冯先生，“巴米尔”其实就是单一成分的“阿司匹林”，只不过换了一个名字售价就翻了20多倍。
目前，中国新药的审批条件是，只要符合安全、有效的标准就有可能获得批准，有没有优势和特点并不在审批考虑的范围内，这使得每年都会有大量仿、改制品种新药上市。
一种药品一旦失去盈利空间，就会立即退出市场，取而代之的将是成分相差无几，但价格却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改制药品。
“在成分几乎相同的药品之间，医生们更愿意选择利润高、回扣高的药品，这也就是为什么越贵的药卖得越好的原因。”张某一语道破了药价虚高的玄机。
药价虚高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是医生、医院，林林总总的药品监督机构、上级主管单位，无不裹挟其中。
从2000年开始，中国大多数地区开始实现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但几年下来，药品价格却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高增长持续攀升。
不久前，福建省曝出集中招标药品价格超过市场零售价63倍的荒唐事件。
“出现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张某告诉记者，“在集中招标以前，公关费用只限于院长、科主任、医生、药房等几个环节，而集中招标后更多了像招标公司这样的中间环节，这部分费用只有转嫁在消费者身上。”
在中国医疗界一个现实的矛盾是，一方面药费和医用耗材奇高，另一方面医务人员收入偏低。
在冯先生的住院清单手术费一栏上标明，“冠状动脉搭桥术”——这个需要十几名医护人员共同奋战五六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大型外科手术，手术费只有2200元，还不到全部住院费用的1/20。
而在美国，医护人员的劳务价值要占到医疗价格50%以上。
不仅是收入低，以往被尊称为白衣天使的医护人员社会地位也在下降。
“这些年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去年我们医院就发生了好几起患者家属殴打医护人员的事件。实习医生参加工作的第一课往往是如何避免医疗纠纷。”张某很是无奈，“医疗弊端是整个行业出现的问题，而患者往往把所有问题都归罪于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环环相扣的医疗价格黑洞是体制的黑洞，而这仅靠平价医院是无法填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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