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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财政预算内的经费严重不足，政府拨款只占日常开支的30%~40%。其余的费用只能依靠有偿为医院检测设备来获取。”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张胜年日前在上海市政协讨论会上坦言。
而这样的结论并不仅存在于疾控中心。公开的数据显示，目前，上海各大非营利性医院总支出的9%左右由政府财政拨付，缺口要依靠药品的批零差价、诊疗费用和医保费用来弥补。
“如果不增加对医疗的财政投入，医改是改不好的。”上海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汪亮表示。
上海流通经济研究所的内部调查资料显示，上海每年在卫生领域的投入约占财政总支出的0.9%。由于上海的GDP基数较大，这个数字仅占GDP的约0.3%。
尽管如此，作为上海医改的牵头单位，上海市发改委“三医”改革联动办公室主任叶世雄仍表示，上海的财政支出在东南地区已经处于领先，前五六年的财政投入相当于前50年的总和。
在政府投入资金的流向上，市级财政在医院的硬件建设占了较大的比重。2005年，上海市成立了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作为市级公立医疗机构国有资产投资、管理、运营和政府办医的责任主体。
上海市财政当年向该发展中心投入人民币35亿~40亿元，用于其下属各市级医院的硬件建设。
而区级财政则成为三级财政蛋糕中投入最多的一块，大多数资金用于上海各社区卫生中心的设立和运转。
在2000年开始启动各地段医院改建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时，上海市财政曾给每家医院拨款50万元，共计1.6亿元。当时，区财政和街道就在市财政的基础上，分别以两倍和三倍的比例，下拨配套资金，部分城镇曾一次性出资达千万元。
除去硬件的一次性投入，区财政逐年提高了居民预防保健费用的拨付，从2000年的每人每年8元,提高到2005年的每人每年20~30元。以作为试点的长宁区为例，该区常住人口为60余万，此项支出每年需2000万元左右。
上海市财政局的相关人士表示，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公共财政体系，切实加大投入，是“十一五”期间上海财政的重点之一。
在财政拨付不足的情况下，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于药品的批发零售差价，此项占医院总支出的65%~70%，其余两部分是诊疗费和医保费用。
“如果这个比例低于60%，这个医院就很难开下去了。”汪亮肯定地说。
所谓批发零售差价，即药厂出厂的生产价和医院最后售出的价格之间的差价。1992年9月，国务院明文规定可以将药品售价的15%作为差价补贴给医院。
“但实际上，上海目前这个差价已经达到药品价格的36%~37%，宁波已经达到39%。”汪亮透露。
他进一步解释说，医院职工的工资奖金约占医院总支出的三分之一，一般称之为“人头费”。但财政拨付的9%远达不到医院这块的基本支出，有些被列入硬件改造的医院，政府就将建设费用作为当年的财政拨付。
所以从1993年开始，药品就成为医生为自己挣工资的主要渠道。
虽然每个医生的收入不直接与药品挂钩，但医院为完成当年收支相抵，会给每个科室下达一定的“创收”指标。医生只有完成科室的指标，才能保证自己的工资奖金足额发放。
“所以许多医生都会开贵的药，开过量的药。根子就在‘以药养医’上。”汪亮说。
流通经济研究所的内部报告称，目前药品的主要利润都补贴给了医院。2000年前后，药厂的平均利润约为15%，2004年为7%~8%，2005年为5%。
该报告统计，约有83%的药品是通过医疗机构流通的，仅有17%通过药房进行商业流通。而药房的平均利润仅为0.5%。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相关人员承认，出于药品安全的考虑而制定的处方药政策，也间接地强化了医院的垄断。在他们的调查之中，部分药品留给医院的差价甚至高达200%。
汪亮表示：“如果要破除‘以药养医’，必须要加大财政对非营利性医院的投入，制定合理的向基层医疗倾斜的财政制度。不然，‘三医联动’的医疗改革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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