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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日举行的“中国医院协会报告会”上，卫生部部长高强总结和分析了导致现行卫生系统“病况”的六个“病因”，并直言：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初衷，“肯定不是让它为政府挣钱，而是为群众提供廉价有效的医疗服务”。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是对公立医院在“以药养医”旗帜下逐利的现象的断然否定，也是对一度迷失的医改方向的有力匡正。这意味着公众和媒体呼喊多时的“公立医院回归公益”得到了卫生主管部门的热烈回应，医改将致力于提供更多的公共卫生产品。
高强所说的六个“病因”，大多由逐利而起。“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并且呈逐年下降趋势”说的是国家用于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太少，其比例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缘于一段时间以来，各级政府或多或少存在的“GDP崇拜”，过分强调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势必影响GDP的增长率，因而投入的积极性不高。“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说的是投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全国的医疗资源80%在城市，20%在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原因是投入大城市、大医院，看病的费用高，“回报”自然高一些。这种符合“利润最大化”原则的产业化思路，却导致公立医院愈来愈远地背离了其本该具有的公益属性。这种思路发展到极端，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医院反哺政府”的现象。这两个“病因”可以归纳为一种广义的“逐利”心态。
“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合理，存在逐利倾向”，起因在于政府投入不足。二十年前，政府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3.1%，到2001年，这一比重下降到1.7%。换一个角度看，1991年政府卫生投入占全社会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是23%，十年后下降到15%。政府投入不够维系医院开支怎么办？公立医院获得药品加价15%的权力，“以药养医”格局逐渐形成，进而发展到医院“以利为纲”的地步。
“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流通秩序混乱”，源自个人的逐利行为。一支头孢他啶出厂价30元/支，零售价78元/支，除去医药公司5%的加价和医院15%加价和，仍有24元的差价去哪儿了？在医药代表的运作下，医院的院长、药剂科、科室主任、医生、库管员甚至划价员都可以利益均沾。在丰厚的个人利益诱惑下，在“以药养医”的合法庇护下，逐渐滋生出一条集体腐败食物链，而处在最底端被吃的是病人。
要解开当前一团乱麻的卫生病状，就要消除这三种逐利心态。首先是政府应放下广义的“逐利”心态，大幅增加投入，合理配置投入，纾解公立医院的逐利心态，使之回归公益的轨道。而个人的逐利行为却不是增加政府投入就能解决的，如果监管手段跟不上，再多的投入也改变不了“食物链”健硕的胃口。监管的重点不妨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加强新药审批的监管，不要再闹“一年受理一万多种新药申请”的笑话了(2004年，美国FDA仅受理了148种)，堵死旧药改头换面后涨价的路，“降价令”才能发挥作用。二是不能放任“一个医药代表腐蚀一座医院”了，医生不讲医德，怎能做好公益服务？
去年年中，高强曾在一次形势报告会上痛斥某些医疗机构“见利忘义”，并坦言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今年年初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高强提出要控制公立医院特需服务，建立医疗救助基金，不许见死不救，同时要求各地建立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六个病因”已经是高强近来第三次就“看病贵、看病难”强力发言了。虽然诚如高强所言，解决问题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但我们欣喜地看到，卫生主管部门改变现状的决心很大，分析病灶越来越准，我们也就有理由期待其药方更加对症，使群众看病真正方便实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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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分析说，导致现行卫生系统“病况”的“病因”有如下六个：
第一，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高强认为，与改革开放初期因为医疗资源严重缺乏而导致的老百姓就医困难不同，现在看病不容易更多的是医疗资源结构性失衡造成的。医疗资源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不仅让社区和农村没有能力承担起基本的医疗功能，而且也让以“高药价、高耗材”为特征的过度医疗愈演愈烈。高强说，目前，全国的医疗资源80%在城市，20%在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
第二，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并且呈逐年下降趋势。高强透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卫生支出曾经一度占到政府总支出的6%，而到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4%。在今年3万多亿元的财政预算中，仅有1200多亿元用在医疗领域。“这个比率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高强说，政府投入的缺失造成了公共卫生领域和百姓的基本医疗得不到有效保障。实际上，中国医疗事业大部分的贡献来自老百姓缴税以后再次掏自己的腰包。
第三，医疗保险发展缓慢。据统计，2005年，医疗保险覆盖的城镇职工数为1.3亿，再加上500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只有不到两亿的城镇居民有医疗保障。在农村地区，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人口达到1.7亿，不到8亿农民的1/4，而且保障能力非常有限，每个人只有30元钱。
第四，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流通秩序混乱。目前，全国有4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8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还有12万家药品零售企业。这些企业的成本都不是政府支付的，都需要通过“经营、收费、加价”来维持，所以药品价格不可能不节节攀高。再者，医院目前实行的是药品加成政策，进价越高，加成越多，医院当然不会去进低价药。“整个链条都需要高价药，那么到老百姓那里价格就不可能低下来。”
第五，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合理，存在逐利倾向。高强说，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初衷，“肯定不是让它为政府挣钱，而是为群众提供廉价有效的医疗服务”。然而，当前一些政策上的矛盾致使这个目的越来越难以实现。
第六，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不力。高强坦言，当下职能部门对医疗服务缺少强有力的监管手段，对医疗机构的规模、大型仪器的购置和新技术的采用都没有特别“管用”的监督办法。“行业监管确实有困难。”
高强认为，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造成了如今“看病难、看病贵”的状况，更造成了如下事实：2003年，卫生部进行了第三次全国卫生医疗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由1993年的36.4%上升到48.9%；患者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高达29.6%；在住院患者中，主动提出提前出院的比例为43.3%，其中六成以上是因为支付不起相关费用而提前出院的；农民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更是从1998年的63.7%上升到75.4%；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民占全部贫困农民的比例上升到33.4%；在西部地区农村，62%的患者因为经济困难应治疗而没有治疗，75.1%的患者还没有治愈就要求提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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