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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价背离”“国粹”遭遇最大尴尬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医发展论坛上，北京光明骨伤医院院长韦以宗教授的发言振聋发聩：“中医的收费价格已严重背离了价值规律，‘贱卖’中医后患无穷！”
有这么严重吗？收费低岂不是对病人有好处？“简便验廉”不是中医的优势所在吗？物美价廉何以反倒后患无穷？
面对记者的提问，韦教授这样回答：“中医技术服务定价极为不公，不公就妨碍发展。拿大家都关心的中医院不姓‘中’、中医师‘西化’问题来说，并不是院长愿意‘背叛’中医，而是他发不出工资。要养活职工，维持医院运转，可搞纯中医挣不到钱，所以他必须想别的办法。中医师靠学校教给他的中医技术找不到饭吃，所以他必须掌握能挣到钱的其他技术！”
韦以宗介绍，医院收入是从医生的技术活动中获取的，而医生的技术活动不外乎诊断、用药、技术操作。不只中医，西医也是如此。在医疗技术操作上，除了检查诊断仪器、治疗仪器之外，靠医生一双手操作的，还有中医的针灸、正骨、按摩；西医的注射、手术等。“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医的技术活动就是低价‘贱卖’。”
以北京地区的收费标准为例——西医静脉注射收费1.5～2元。中医针灸收费4元、穴位注射1元。西医的注射是护士操作，而中医针灸是5年本科毕业的针灸医师操作。骨折复位，西医切开复位或骨折复位平均在350元以上，中医复位，骨折80元，脱位60元；牵引疗法，西医16元，中医3元。同一操作技术，中医只是西医的1/5。推拿、按摩，中医按摩20分钟以内10元，而市场上保健按摩40分钟上百元。中医按摩是5年大学本科毕业的推拿按摩医师，收费价格仅是桑拿按摩的零头。
“最令人不解的是中医相当多的技术根本没有定价！”韦以宗说，目前《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试行)》规定的3966项服务项目中，中医只有97项，占2.45%。像针灸，收费标准只有14项，其中还包括了现代的电针、仪器针。但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9种针具、26种针法了。“为什么西医同一操作，就能因各部位不同而有不同的收费，针灸却部位不同、针法不同，收费却都是一个价？”
韦教授又列举了自己最熟悉的骨伤科，西医骨科收费项目共有217项，细到一个小手指的肌腱手术均有价。而中医骨伤科收费项目只有骨折和脱位，实际上早在尚天裕的《中国接骨学》一书上就介绍了30余种不同部位的中医骨折复位法。更为可悲的是，中医用了3000年、现代又举世闻名的小夹板固定骨折技术，竟然在不少地区没有收费标准——是免费治疗！
2、 “稀里糊涂”赔本在哪儿谁也说不清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的“中医医疗服务成本与价格研究”课题组认为，长期以来，中医院形成了以药品收入为主的补偿方式，实行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已使其陷入亏损状态。中医医疗服务的定价偏低，未能充分考虑中医医疗服务不开展或较少开展收费较高的实验室检查、大型医疗设备检查治疗以及手术的特殊性，同时，中医院开展成本核算的基础较差，不能做到按成本收费，造成了收入与成本的不配比性，影响了中医院特色，特别是影响到医改后中医院的发展。
这项研究对66家中医院的54个中医服务收费项目进行了成本与价值的比较，结果54个项目中有40项，即近3/4的项目处于亏本经营状况，最常用的中药熏药治疗、骨折手法整复术、普通针刺、耳针、灸法、拔罐疗法，其盈利率竟分别为-54.4%、-68.3%、-78.12%、-63.2%、-50.74%、-80.04%。像穴位贴敷治疗、眼针等中医收费价格的盈利率更是在-90%以上！除收费价格不能反映中医的价值以外，该研究认为还普遍存在着中医服务收费项目偏少、不够细化、未能充分反映中医医疗服务特点等问题。根据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医院成本核算中心的调查，中医服务收费项目盈余基本为负数，仅个别医院有盈余，且盈余额很少。
早已是市场经济时代了，但全国的中医医疗机构还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轨道上徘徊。一位三甲中医院的院长说：“长期以来，中医院的成本核算基本是空白，宏观上缺乏政策要求，微观上各中医院也没有重视，一直是稀里糊涂混日子。”确实，经常听到中医院抱怨“收费太低”，但究竟低多少，低在哪儿，谁也说不清。很多院长都说：“多少个发展中医、保护中医的政策都不如有一个好的物价政策。”但是，这么多年中医院连医疗项目成本核算和病种成本核算都未开展，拿什么给制定合理的中医服务价格提供依据？
3、 “形势所迫”“脱掉长袍换西装”
不少中医院院长反映：“在这样的物价政策下，几乎所有的中医院为了生存都必须依靠购进大量的检查设备和引进能开展检查或手术的西医人才，因为这些项目的利润空间大，在渡过了生存难关之后，才能考虑找回中医特色，寻求更大的发展。”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在当前的价格体系下，如果没有政策干预或经济投入，中医院从自身利益出发优先发展西医是必然的。”他们同时表示，现在他们只需要补充有经验的西医人员，而对中医人员尤其是新毕业的大学生不感兴趣。
“问题严重啊！”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孙树椿说，“尚天裕等老一辈骨科专家，在中医接骨基础上创立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方法，早在1964年即被列为全国重点推广项目，几乎所有骨折都可以用非手术疗法治疗，国际学术界认为这是我国医学对世界的一大贡献。但进入市场经济后，连从那时走过来的骨伤科医师都不愿做‘物美价廉’的接骨，而宁肯学西医开刀上钢板，更不用说不熟悉接骨技术的年轻一代中医了。”
“现在中医院临床开展手术最多的是骨科，用钢板等器械手术收费高，手术者还有高额提成。”孙树椿说，他的学生在湖北某中医院任骨科主任，医院压给他的创收任务每年猛增，“谁都知道创收指标用中医方法根本别想完成”。
现在很多病人抱怨看病贵，怀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看病时的价廉。可他们哪里知道当年被国际医学界誉为“中国三大医学奇迹”中的接骨、针麻，现在已全面倒退，甚至退出了医疗舞台。
一位骨科专家感慨地说：“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基地之一的北方某骨科医院，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个骨折如果需要切开复位，需经科主任审批方能下手术通知书。所以那时每年收治近5000例骨折伤员，上手术台者只占10%～15%。而现在，小夹板用得少了，上手术台切开复位的占到了80%。”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章亚成教授说，别看上报的中医药治疗率不低，其实中医院实际上的中医药治疗率多在20%～30%之间，而且越是经营好的中医院中医药治疗比例越低，越是基层中医院中医药治疗率越低。“可以说，大多数中医院已经名存实亡了。”山东省莱芜市某医院中药饮片的销售情况，从另一侧面验证了这一说法。该院中药饮片在药品总销售额中所占比例连年下降，近三年来分别仅占0.85%、0.52%和0.39%。
全国中医医院医疗质量检测中心公布的数字，有力地证实了这种变化：虽然中医院整体服务水平增强，但也普遍存在着中医治疗率偏低、危急重症就诊率低、中草药使用率低的“三低”现象。数字同时显示，中、西医治疗率形成剪刀差：中医逐年下降，西医逐年升。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在中医院的住院病人中，中医治疗病案数分别占28%、25%、20%和18%；在住院收费比例中，西药费占总费用的37.4%，中成药和中草药仅占总费用的8.07%。
4、 “西为中用”患者多掏了钱
中医低价“贱卖”导致病人负担加重。初听这种观点大惑不解，但听一批中医院院长的一番剖析后，深感其结论的必然。
韦以宗说，价格循环法则支配人的行为，价格与需求供给之间的关系是，需求增加则价格上升，需求减少则价格下落，反之亦然。这一法则在医疗市场中同样起作用。
他说：“医生在医疗活动中角色特殊。他们可以从供给者的立场去‘卖高价’。简单地说，20元钱即可治愈的感冒，可以让你花到300元。即按价格循环法则的‘价格上升’则‘供给增加’。比如针灸可以治感冒，但‘价格下落’，一次只能收4元钱，所以医生就让‘供给减少’，而按照‘价格上升，供给增加’，用进口药给你治感冒，让你消费300～500元。结果一些中医院治感冒不用针灸和中药，都用进口药了。”
中医“贱卖”导致的患者高价埋单怪现象有很多，如针灸治疗中风后遗症、疼痛、脏器功能失调等是公认的，但由于只能收4元钱，“所以针灸医师为了创收，在针灸的同时，增加了不少检查项目，并加用了大量中西药物。”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所一位教授说，“这样一个疗程下来，病人康复靠的主要技术是针灸，但病人为针灸付出的费用不足100元，而医生附加的检查、中药、针剂、输液则多达几千元。这就是中医低价‘贱卖’增加患者负担的结果！”
“如果仅靠针灸收入，恐怕连护士的工资也发不出！”一位针灸科主任说，“假如针灸有了合理的收费价格，针灸医师就不会附加那么多的药物，患者的负担反而会减少。”
从经济学角度讲价值有相对和绝对之分，“虽然祖宗未传下来唐、宋、元、明、清的中医收费依据，但现在有西医的收费标准，为什么不来个‘相对价值’比较参照呢？如果说医疗是以恢复人的健康为最终目的(即‘绝对价值’)，在同一‘绝对价值’面前，为什么中医的定价不足西医的1/5～1/10？”韦以宗很不平地发问。
相比之下，收费的不公平在骨伤科最为突出。按肘关节脱位复位术的收费标准，中医收费一律60元，而西医切开复位，一、二、三级医院分别是456元、547元、593元。中医在门诊复位治疗后固定两周，用两周活血化瘀药，共计不到300元就可治愈，且功能完全恢复，无后遗症。而切开复位的手术疗法病人则需住院，加上术中的输液甚至输血以及术后的抗菌药物，费用最少得5000元至1万元，是中医治疗的15～30倍，而且功能还没有保障，二者的“绝对价值”显而易见。然而，“价格下落，供给减少”的规律致使中医骨伤科医师千方百计动员伤病员走上手术台，因为300元与5000元的差异关系到医院、医生的利益！
5、 一“落”一“少”给社会带来什么
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发生创伤骨折200多万人次。有专家推算，如果这200多万伤者都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就算把复位费从80元提高到300～500元，每例骨折伤员所需医疗费也不超过3000元(因上肢骨折基本不用住院)，合计全国开支60亿元。而用西医切开复位方法，平均每例伤病员医药费最少也要1万元，全国总计200亿元，比中西医结合疗法多开支140亿元！
6、 “耻于言利”一个“廉”字难倒中医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历来“耻于言利”，但是市场经济容不得人长久“清高”，它会以其固有力量使一切“违规者”就范。目前，全国中医医疗机构的主体是近3000所国有非营利性中医院，他们执行的都是物价部门制定的收费价格，很多医院在“突出中医特色”和低廉的中医收费等政策夹缝中艰难挣扎。韦以宗教授对此这样说：“‘廉’的高帽子已经戴垮了全国1/3的中医院，这顶帽子再戴下去非把中医压垮不可！”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所艾红兰教授认为，中医“技价背离”的严峻后果导致针灸治疗病种萎缩、学术倒退。古医籍记载，针灸适应症有100多种，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针灸治疗病症有43种，可是现在针灸科常看的病症只有10多种，“除了落枕和扭伤，已经很少有别的患者来挂针灸号。”在邻国日本，对哮喘、过敏等疑难病症有很好疗效的“化脓灸”现在运用很广，而在国内，它与“烧山火”、“透天凉”等针法以及芒针、火针等技术正面临失传。
与针灸有相近命运的还有中医儿科，“虽然疗效好，但是效益低，所以中医儿科成了大多数中医院的‘整合’对象，现在不少大医院的中医儿科病房已被撤并，谁还有心思搞学术研究！”中医儿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徐荣谦感慨地说。
“中医院越来越‘西医化’，使一些中医院甚至被命名为全国中医骨伤科基地的医院，相当一部分骨伤科主治医师乃至副主任医师，连较简单的肱骨髁上骨折也未用手法复过位，更不用说复杂的前臂双骨折、股骨骨折了。”“海外的中医师都愿请我国的针灸骨伤专家到海外去讲学、带教，而不愿意来中国学习。他们说在中国的中医院学针灸还要学输液，学骨伤还要学开刀，但学了这些回国后没有用。只有请中国的中医出国带教，他们才能学到真工夫。”一些专家如是说。
中医“贱卖”导致的另一严重后果是人才流失。
一份调查显示，我国中医医院针灸科2004年与2002年相比，减少了51.5%；针灸科人数较10年前下降了45%。山东中医药大学统计，该校1985级、1986级本科生毕业当年有92.6%的人从事针灸专业，毕业10年后仍然从事中医工作的只剩65.4%。西安市针灸学会会长周志杰介绍，西安地区11所中医院中已有7所撤掉了针灸科，大多数取消了针灸病房，开展针刺麻醉较早的西安四院针灸科仅剩4名老中医勉强维持局面。
针灸专家艾红兰教授说，近年来，针灸专业毕业生因找不到工作而改行的比比皆是，就连许多曾立志继承发扬针灸学术的中青年医生也感到“前途渺茫”，懊悔“当初的选择”。不少人出国，很多人改行，造成目前针灸临床人才后继无人，并形成了恶性循环。现在，在基层和农村，针灸也在逐渐消失，市级中医院或综合性医院的针灸科，如今阵地越来越小，渐渐朝不保夕。
“许多年后，我国针灸的大旗也许会落在别人的手里，那时候中国仅仅是针灸的故乡。”韩济生院士对我国针灸的前途甚为担忧。世界针灸联合会前主席王雪苔也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光靠针灸界人士的民族感情和对专业的忠诚，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针灸在国内的滑坡问题。”
骨科的前景也不容乐观，孙树椿教授说，骨科是中医最具特色的疗法之一，仅正骨手法就有几百种，但现在临床应用很少，难度大、危险性高的手法已经无人问津，许多手法面临失传。他本人以擅长手法治疗颈椎病闻名国内外，不少有切身体会的领导都鼓励他“多带学生、带好学生”。“可是谁没有个人的‘小九九’？有些学生当我面做手法，我转身，人家就又上手术台。”韦以宗则介绍，某市中医院骨伤科9位医师中有7位毕业于中医学院，但他们治骨折不会用小夹板，治腰痛不会用旋转复位法，原因是“不想学，学了也无用”。
7、 “亡羊补牢”中医不能成为历史
现阶段该怎样解决中医服务价格过低，缓解以致改变中医发展的颓势？
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介绍，由于政府对医疗机构投入水平低，且比值逐年下降，公立中医院主要靠业务收入来维持运行和发展，致使许多中医院选择发展高收入的现代医学技术而减少价廉的中医药特色项目。同时中医收费价格偏低，不能弥补成本，并且自身以及与其他服务项目之间都存在价格比不合理问题。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以及各省都很重视此问题，并与有关部门一起做了调研和一些调整。管理部门今后的初步打算是：补充完善《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试行)》；制定《调整中医服务价格的指导意见》；在中医院中开展成本核算工作；开展中医医疗机构补偿机制研究等。
谈到中医收费是否该涨价，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院长陈珞珈认为，价格应该调整，但调整的范围和作用又是有限的。因为中医服务需求的弹性较大，又是以用药治疗为主，选择中医服务的病人急诊和急性病较少，慢性病和亚健康者占较大比重，这类病人的需求紧迫性低，过高的价格会把他们吓走。同时，中医收费项目基本上是纯技术的，很少有其他相关项目发生，因此调整价格的作用极其有限。另外，从国内已经涨价的几个省的情况来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有些中医院又把涨起来的价格自行降回去了，原因是“病人不来了”。对此，四川省提出了对中医医疗机构的财政补偿政策不应是涨价，而应按中医技术使用量的大小给予补贴或支持以引导其发挥中医特色的意见。
中医的发展在今年人大和政协会议上也成为话题，除了中医药界，其他行业的代表和委员纷纷献计献策：“健全中医药管理体制”、“中药知识产权需要立法保护”、“中药不能脱离中医搞开发”、“保证中医中药的协调发展”……
总之，研究和解决中医发展问题关系到整个中医事业的万年大计。在中国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大步走出国门的今天，中医的辉煌不应该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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