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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单采血浆站的违法操作曾给河南省带来一场艾滋病危机，河南单采血浆站随后全部关停。10年后的2006年，贵州省拥有25家单采血浆站，列各省之冠，年供血浆量占全国市场的近四成，并多次发生血浆站重大违规案件。
在无法找到血浆制品类药物替代品的情况下，该如何正视由此而生的“血浆经济”现象？今年4月卫生部签发的《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能否成为解决之道？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每个月能多‘卖’几次。”来自惠水县鸭绒乡水冲村的班建设(化名)说，“但是现在每个月最多两次，按规定中间必须至少间隔14天。”
在遥远贫困的贵州山区，不少老百姓都知道这种简单的“赚钱”方法，即到县城里的“单采血浆站”去抽血浆。尽管政府一直把这样的行为叫做“献”，但是和班建设一起“献”血的老百姓们都认为这就是“卖”，因为每“献”一次，能拿到85元营养补助金。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每个月能够顺利“卖”两次血浆，就有170元，这已经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了。
所谓“单采血浆”，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经离心机分离，取走血浆后再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复体力。这种血浆被称为工业原料血浆，与人们所熟悉的“献血”和“输血”完全不同。有关专家解释，单采血浆站提供的血浆并不用于临床输血，而是被卖给生物制药公司，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和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
班建设所在的贵州省目前拥有25个这样的单采血浆站，为全国数量最多的省份，分别位于惠水、盘县、长顺、松桃、纳雍、瓮安、龙里和独山等25个县。在这些地区，每周一到周六，都可以看见来自山区、农村的人们，呼朋唤友拥向单采血浆站。
2006年5月29日一大早，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的单采血浆站内就挤满了成年男女，许多布依族和苗族妇女还穿着传统的民族服饰。
“我们天不亮就起床赶路，来到县城已经八点了。”一名25岁的苗族妇女说，“有些家远的昨天就来了，在县城的小旅舍里住上一晚，五六点就开始排队。”
“村里许多人都会来‘卖’血浆，有些还是夫妻一起来。”班建设说：“‘卖’一次可以得到85元，但是加上路费、吃住等，回到家一般只剩五六十。”
在通往惠水县单采血浆站的小街上，随时可见卷着衣袖，手臂上按着止血棉签的人走来走去。班建设和他的乡亲们把抽血过程分别叫做“抽小血”和“抽大血”，小血是用来检验，大血才是正式“卖”，一次600毫升。按照有关规定，供血浆者每次供浆前必须进行常规体检及乙肝病毒表面抗原、丙肝病毒抗体、艾滋病病毒抗体等各项检验，合格后方可供浆。
在休息等待检验或者正式抽过血后，他们会走进路边的小饭馆里吃饭。“我的饭馆是专门为‘卖’血的人服务的，其他人不愿意到这来吃饭。”忙碌的老板娘说，“饭菜管够，每个人每顿只要两块五毛。”
这样简陋的小饭馆在血浆站附近大约有二三十家，每家店里都坐满了人，经常是一批走了又来一批。一名饭馆老板说：“血浆站每个星期开门6天，星期天休息。每天多的时候有七八百甚至上千人，少的时候也有三四百人。”
“来这抽血对我们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和每天下地干活没什么不同。但是次数抽多的人慢慢干活都没有力气了，有的人就只能以此为生了。”一名前来“卖”血的苗族青年男子说。
问及大家都愿意来这里的原因，一名布依族男子说：“我们都是没文化、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如果不是因为穷得没办法，谁会愿意卖自己的血？”旁边有人补充：“我们贵州山多地少，找不到地方种粮食，每年家里只能收三四百斤粮食，根本不够吃。”
惠水县单采血浆站的热闹情景从每天早上八点开始，直至下午四五点才会结束。抽过血的人们吃完饭，都急匆匆往家赶，“还要回家喂猪、领娃娃，要做的事情多得很”。14天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会再次来到这里，参加下一轮“卖”血，当中也不断有新面孔加入。
按照规定，年龄超过50岁以上的不能供血浆，男子体重不得少于50公斤，女子不少于45公斤，四肢无严重残疾。但是一名血站工作人员说：“贵州人普遍瘦小，若严格按国家规定，会有许多供浆人员被淘汰。”
惠水县卫生部门相关官员表示，每个献血浆的人都需要出示本地身份证，血浆站不能接受外地人，对献血浆人员进行甄别，血液检测等方面都按照国家政策的规定执行。但这样的说法遭到许多“献血者”的质疑，他们表示有很多外地人用本地人的身份证来“卖”血，而本地人也会到外地去“卖”。由于惠水、长顺和龙里等县距离很近，一些人经常奔波其间，务求在一个月内多次“卖”血。
惠水县单采血浆站的情形，只是贵州省25个血浆站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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