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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称“三院”)在大门口挂了10年“无红包医院”的牌子。记者将这一消息告知包括多位医务人员在内的朋友，他们的回应是含义复杂的微笑：“真的吗？”
救死扶伤而不额外收受患者财物，本是医生的基本职业道德，可当“无红包医院”出现时竟遭到普遍怀疑，真不知这是一家医院的光荣，还是整个医疗界的耻辱。
三院打出“无红包”旗号是在1995年。第二年，南通市政府授给它一个“无红包医院”的铜制牌匾。当时王陆军是三院的党委书记，1998年任院长至今。
他承认，三院此举的初衷其实是为了吸引病人。当时三院只是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年业务收入不及今天的十分之一，几乎办不下去了，才想用这个“噱头”招揽顾客。政府授牌是没料到的，挂了牌就骑虎难下了。在生存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下，三院不得不把“无红包”进行到底。
十年间，三院的医生们不得不面对“不相信”带来的种种尴尬。今年4月末，“无红包医院”挂牌10周年，南通市政府专门举行了纪念仪式，其间一个细节耐人寻味：江苏省纪委、监察局有三位负责人应邀前来，却执意不在仪式上讲话。在南通方面看来，客气背后的潜台词仍是“怀疑”。
江苏省卫生厅也怀疑过。2004年，南通市申报三院为省级文明典型单位，卫生厅负责人就问：“这个‘无红包医院’到底过不过硬？”南通市纪检部门只好重新组织一次专项调查，证明三院确实不收红包。
今年6月底，王陆军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到北京开会，临行时，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还当面问了他一句：三院是不是真的不收红包？
一件小事意味深长地折射出当前人们对医疗红包的看法。2005年夏天，有个患者来三院心胸外科做手术，给医生送红包被拒绝，患者立刻转到其他医院去了。医生问为什么，患者说：“你不收我红包，说明你心里没底，没有这个水平，连红包都不敢收！”
为证实自己的“清白”，王陆军给记者提供了2005年全年和2006年上半年三院全部3117名出院病人的名单。记者从中随机挑出100名留有联系方式的患者进行电话调查，共打通54个电话，接听者有的是患者本人，有的是患者家属，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没有送红包，即使送了也被三院的医生退回。
尽管三院领导的坦然打消了记者部分疑虑，我们仍然疑问重重。关键问题是，在医院收红包已成为普遍潜规则的大环境下，三院凭什么独善其身？
王陆军说：“收红包主要发生在骨干医生身上，不能主刀的一般医生也收不到红包。所以我们的奖金分配尽可能向临床一线倾斜，向专家骨干倾斜。对贡献特别大的少数医生，年底还会多发万把元钱。”一份2005年的工资单显示，三院专家骨干年收入在6.5万元到8.5万元之间，在南通市算是中上水平。
然而，这比下有余的收入似乎并不足以抵消红包的诱惑。如果当地一位医生掌握的情况属实，目前大医院一例心脏手术红包的“行情”是5000元。就是说，其他医院的医生做一次心脏手术拿的红包，接近三院医生一个月的收入。
像三院这样的公立医院，指望用奖金来弥补医生拒收红包的“损失”是不现实的。受人事、财政制度制约，公立医院奖金实行总额控制，不是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院还能给医生些什么？
王陆军说：“对医生的心理要辩证地分析。一方面，作为劳动者，谁都想多赚钱；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都有较强的事业心，精神方面的满足他们也很看重。我不能无限制地提高工资，但是可以在事业上努力支持他们。”
三院从2000年开始向综合医院转型，几年来引进了20多位专家骨干。心胸外科主任陆辉辉2002年来三院，35岁就当上了科主任。三院投资数百万元帮他创建心胸外科，他提出买什么设备就给他买什么。这样，三院的心胸外科很快就成了上海心胸医院的分中心。三院又在财务、人事上对科主任充分放权。骨科看中一个研究生，王陆军看都没看就同意了。当时科主任很惊讶，觉得自己权力很大。
“在其他医院，也许我可以拿红包多赚点钱，但是不一定能得到这么好的业务平台。”陆辉辉说。
为了“安抚”医务人员，三院的领导层动用了体制内外的各种资源。对一些引进的人才，三院动用各种关系，把他的爱人，甚至小姨子、妹夫都从外地调过来，解决全家的问题。
对引进的学科带头人，三院给每人10万元住房补贴。有的医生夫妇俩一同来到三院，自己再掏很少一点钱就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段买了一套不错的房子。
三院对解决医疗骨干子女就学问题下了很大功夫。基础教育素有“中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之说，南通市一些顶尖中小学教学质量很高。学校组织活动，三院就赞助；学校对外来学生收择校费，三院也出一部分。这样，医疗骨干的子女都上了南通最好的学校。
记者采访了三院多位医生，他们或是三院的老人，或是外来的医疗骨干，从前也收过红包，但对于三院的“无红包”制度，他们都表示赞成。
他们的一致看法是，不收红包，让他们精神上解脱很多。传染科主任朱永根说，拿了患者的红包，做完手术后老是心神不宁，万一出现医疗纠纷就很被动。而不拿红包的医生腰杆挺得直，即使有了医疗纠纷，也可以限定在技术或意外的范围之内。
然而，经济收入毕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和记者对话时，三院的医生也表明了自己的矛盾心情。神经外科主任李东旭说：“做一样的手术，其他医院的医生有红包，我们没有，心里确实不平衡。现在其他医院很多同行买了车，住上了别墅，我们三院绝大部分医生还是骑自行车上班。”
“按规定，我们医生做一台手术，除了工资奖金外，一个小时只能拿7角钱的补助。”他说，“前两天我做了个颅脑外伤手术，从上午开始做，完事都将近下午3点了，又渴又饿。我出去找个小饭馆，要了俩菜，花了35元钱，一边吃一边想，做一个手术的正常收入甚至不能供我吃一顿便餐。”
认为自己的所得和付出不匹配，是当前很多医生收红包的心理前提。陆辉辉说：“大部分医生并不是为了红包才给病人开刀。不管有没有红包，治疗方案都不能随便改动。如果哪个医生有红包就好好开刀，没有红包就胡乱开刀，其他医生也瞧不起他。”
直到现在，医生对于收入低的抱怨还不时传到王陆军耳朵里，有人说得直白，有人比较委婉。他用“救火队员”比喻自己的角色。这个50岁的黑眼圈浓重的人，回顾“无红包医院”挂牌10年来的经历时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院长和医生的一场博弈。”
他手里还有一张对抗红包的底牌，那就是三院的发展前景。由于三院抗击非典有功，2004年南通市政府以6000万元的低价批给三院36亩黄金地段的土地，用于医院扩建。目前，一栋20层的门诊综合楼已开工兴建。王陆军很清楚，现在很多医生能顶住红包的诱惑留在三院，就是看好综合楼建成以后，三院可望实现跨越式发展。
凡事有利必有弊。王陆军担心的是，在创业阶段，大家可以不计较一时的得失；将来医院进一步发展，骨干们名气越来越大，还能继续守住道德底线吗？
南通市有大小几十家医院，为什么只有三院这么一家“无红包医院”？当地其他几家较大医院领导对这个问题都不愿深谈，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三院对红包抓得当然好，但我们也采取了各种严格的措施。
某医院党委副书记的回答代表了另一种心态：“治理红包只是医院管理的一小部分，医院最根本的还是提高医疗水平，改善服务质量。在这些方面，三院不一定比其他医院好。”
据南通市卫生局局长蒋志群介绍，三院的综合实力已排进南通市各医院的前四名，肝移植等技术水平在江苏省都是一流的，去年业务收入达到1.25亿元，是“无红包医院”挂牌之初的10倍。但是，其他医院有些领导还是看不起三院，觉得自己不搞无红包的“噱头”，病人照样满满的。
南通市纪委副书记刘井石直言，在治理红包方面，三院确实是在“孤军奋战”。
三院治理红包的经验对其他医院究竟有没有借鉴意义？蒋志群的看法是：“因为经过10年培养，三院已经形成了一种不收红包的整体氛围，这种氛围其他医院还没有。即使现在把王陆军调到其他医院当院长，也不一定能再造一所无红包医院。”
他分析，害怕人才流失，是有些医院领导对红包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深层原因：“一家医院的水平就体现在那么几个顶尖专家身上。如果对红包抓得太狠，这些人跳槽了，对医院影响很大。”
一家大型医院的党委书记说：“对于广泛出现的现象，要从机制上找原因；对于反复出现的现象，要从规律上找原因。”记者听到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意见是，在医务人员待遇偏低的现行体制下，“无红包医院”成为“另类”是必然的。三院采取的各种措施尽管有效，却只是一些“救火”式的无奈之举，可以治标，不能治本。
某医院党委副书记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国家抓反腐倡廉有多难，医院抓拒收红包就有多难；国家抓反腐倡廉有多大的决心，我们医院抓拒收红包就有多大的决心。”刘井石认为，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医院既不是红包的发源地，也不是红包最严重的地方，长期以来，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不送礼就办不成事”的观念。这种风气不扭转，想杜绝医疗红包，很难。
南通市纪委纠风室副主任余家成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到某医院暗访红包问题，一个产妇的丈夫对他的询问很不满，说：“你们管这些事干什么？我一辈子就生这么一次孩子，给医生四五百元钱我高兴啊！”
蒋志群说，三院是全国首家政府命名的“无红包医院”，南通市委、市政府很珍惜这块牌子，多年来在经费、人员、设备等方面给了三院很多关照。但是对这面“红旗”究竟能打多久，谁也不敢打保票，毕竟三院不是一块真空中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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