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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浪网育儿北京论坛上的一个帖子引发众多网友关注：“我女儿小莽9个月了，胆道闭锁。她从满月以后一直在看病，用光了我所有的积蓄，现在我没有做手术的十几万元，这对小地方的工薪阶层来说，是很大的一笔钱。我也想过放弃，可是每天翻来覆去地想，还是不舍得，我不想让女儿死！我欠的钱、欠的情可以慢慢还，女儿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请大家帮帮我，我以后一定会努力地挣钱，慢慢报答所有的好心人……希望大家能够帮帮她，给她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无独有偶。今年2月14日，北京电视台记者周小红在自己的博客上连载《白血日记——墨依和我的生活》。墨依是她年仅两岁的女儿，今年1月18日被诊断患有白血病。周小红在日记中真实地记录了儿童白血病病房里的故事，引起无数网友的共鸣，跟帖如潮，许多网友自发地为这位不幸的母亲捐款。
近年来，有关儿童患病，社会献爱心的报道层出不穷，我们在同情、怜悯、感受人间真情的时候，却也有了另一种反思：难道孩子得了病，只能通过捐款来解决吗？谁能给他们一个坚实的保障？
基本医疗保险——是谁遗忘了孩子？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多弄点钱给孩子治病！”侯玉清说，“哪怕卖房子卖地，以后的生活已经来不及考虑。”在北京儿童医院的病房门口，他抹着眼泪说。
侯玉清是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妻子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企业做文秘，侯先生则与朋友合伙做起了印刷生意。2003年，他们的儿子侯洋出生，一家人1万多元的年收入，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日子却也过得衣食无忧，几年下来倒也有三四万元的存款。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5年，儿子被查出患有白血病，小侯洋住进了北京儿童医院。3个疗程下来，治疗费花了8万元，“跟亲朋好友又借了5万元，但治病的钱还是远远不够。”侯玉清叹了口气说，“红十字会也找过了，说救助不过来，只能等有人捐款。”侯玉清痛苦地搓了搓手，“现在最怕的就是医院来电话，不是孩子出事儿了就是要钱，看到医院的电话都害怕，真不敢接啊！”
这样的故事在北京儿童医院每天都在上演着。现在老百姓都说，最担心的就是得病，尤其是孩子得病。由于孩子没有医疗保险，只要孩子患病，即使是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动辄上千元的医疗费也就成为许多家庭头疼的问题。
严女士的儿子今年4岁，去年因为肺炎住过一次院，“总共花了近1万元。”严女士说。对于严女士这样中等收入的家庭，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真不敢想象如果家里穷一点，孩子生病了该怎么办。”
严女士今年32岁，父母原先都在事业单位工作，她小时候看病的花费都可以由父母单位报销。她想不通，为什么现在生活好了，家里又都是独生子女，孩子的医疗费反而没处报了。
根据原政务院195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和1952年《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及其供养的直系亲属都享受劳保医疗，“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工青妇等团体及文化、教育、卫生、经济建设等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及革命残废军人”享受公费医疗，经费“统一拨给各级卫生主管部门统筹统支”。随后，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人员扩到在乡干部和大专院校的在校生。
由于单位保障的非社会化，导致了这种医疗保险体制覆盖面窄、资金来源渠道不稳定，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各地以不同形式对公费劳保医疗制度进行改革。1998年年底，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建立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有各自的支付范围，个人账户主要用于支付门诊和小病费用，统筹基金主要用于支付住院和大病费用。
在这个医疗保险制度体系中，没有涉及职工家属，于是，儿童的医疗费用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有的单位还继续沿用原来的劳保医疗制度规定，双方职工各自负担孩子医疗费用的一半，但大部分单位都不负责儿童医疗费用，农村合作医疗对儿童的保障水平就更低。近年来，北京、上海、苏州等部分地区建立了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但整体看来，18岁以下的婴幼儿、中小学生的医保还是比较薄弱的。
少儿住院互助金——有限的救助
2004年9月，北京市红十字会、市教委、市卫生局联合设立少儿住院互助金启动，这是继上海之后的全国第二个建立少儿住院互助金的城市。
北京市红十字会少儿住院互助金管理办公室主任于瑞琴告诉记者，少儿住院互助金是在广大家长集资基础上构建的少儿医疗保障网，在儿童因病、伤住院时按规定支付部分医疗费用，解决一家一户风险独当的困境。
据了解，参加少儿住院互助金的少儿每学年交纳50元后，因伤、病住院时产生的费用就可以按照比例报销。根据《北京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住院医疗费的50%由家长自理，其余50%由互助金分级支付，支付比例从60%至90%不等，最高不超过8万元。
“近两年来，少儿住院互助金能够正常运转，但长期有效运作还是需要高覆盖率。”于瑞琴说，2005年较之2004年，覆盖率仅提高了不到2%，而这也导致了较低的报销比例，“目前只能平均报销34%”。
目前，北京市能够参加少儿住院互助金的仅有两类，一是有北京户籍的儿童；二是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外地人员在京居住子女。于瑞琴说，“流动人口子女参加少儿住院互助金还是比较难解决的。”
于瑞琴表示，现在北京市流动人口很多，到京就医的也不在少数，“人群不固定，发病率、住院率就不好统计。而少儿住院互助金要根据孩子发病、住院的比例确定交费标准、报销额度等，如果比例不固定，就无法保证平衡运作。”因此，要将这部分孩子纳入少儿住院互助金范围很困难。
“在儿童医疗保障体系尚未建立时，给大多数家庭造成困难的还是大病。”于瑞琴认为，虽然少儿住院互助金能够解决一定的困难，但少儿住院互助金是儿童医疗救助制度缺位时的一种补充，各地互助金都有户籍上的制约，并不能惠及所有儿童。“建立政府主导的儿童医疗保险制度，让所有儿童无论得什么病都得到基本的医疗帮助才是最终目标。”
慈善机构救助——有心无力
作为公益机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目前为患白血病、脑瘫、先天性心脏病和重症肌无力的儿童设有专项救助基金。但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说，大病救助是个沉重的话题，面对“话未说，泪先流”的父母，“常常需要做出艰难而痛苦的抉择”。
王汝鹏说，红基会的捐款大多来自个人，一般都是几百元，“企业觉得回报小，表现得很现实。”因此，有限的私人捐款相对不断增加的患儿来讲，实在是杯水车薪。据统计，全国每年新增白血病患者约4万人，其中50%是儿童，尤其以2岁~7岁的为主；全国有600万脑瘫患者，其中12岁以下的脑瘫儿童有178万人，70%的脑瘫患儿生活在贫困地区；全国每年1670万新生儿中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为7‰~8‰，即每年新增14万左右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其中能够有条件得到治疗的患儿仅为6万人左右。
截止到今年7月15日，红基会共收到白血病患儿求助资料586份，救助90名；脑瘫患儿求助资料58份，救助12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求助资料37份，救助6名；重症肌无力患儿求助资料6份，救助2名。对于前来求助的患儿，红基会也常常有心无力，这就是王汝鹏所说的“痛苦的抉择”。
“以前我们认为只有家境贫困的患儿需要救助”，红基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普通工薪阶层照样无力承担这些重症儿童的治疗费，因病致贫的家庭太多了。”以白血病为例，如果采取放、化疗方法治疗，费用大约在25万左右；如果要采用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费用至少在40万元以上。
这已经超出了绝大部分家庭的承受能力。根据美国麦肯锡公司的调查，目前我国77%的城市家庭年收入少于2.5万元，治疗费与年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让很多家长不得不选择放弃。
“很多家长，到我办公室就跪……”王汝鹏说，这个时候非常难过，“我们收到的捐款有限，无法救助每个孩子，不得不被迫进行选择性救助。”为此，红基会设有专门的机构，由捐款人代表、媒体、医生等各方面人士共同决定救助对象。“重症患儿的救助是医院、家庭、政府、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光靠家庭、公益机构。”
覆盖儿童的医保体系——众望所归
全国政协委员朱宗涵已经连续3年提交为儿童建立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提案。在他看来，占总人口22.89%的儿童作为国家的未来，他们的健康问题应该得到全社会的重视。
“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朱宗涵说，国家建立的儿童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有别于现在民间的各项捐助，“北京、上海等地建立的少儿住院互助金制度，是家庭之间的互助，资金来源和参保人数比较有限，缺乏政府、社会的支持。”在今年的提案中，朱宗涵提出，要从国家每年增加的财政收入中拿出一定经费，建立由政府主办的福利性的儿童医疗保险和儿童医疗救助基金。城市可以以农村合作医疗的模式解决儿童的医疗费用，即政府出大部分、家庭出小部分，建立城市儿童合作医疗制度。
这些建议目前尚未得到有关部门的答复，“因为涉及多个部门，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起来的。”朱宗涵说。
解决儿童的医疗保障问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顾昕认为，有一个最为节省成本的办法，在现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只需要修改一条，城市儿童就可以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在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中，允许职工自主选择为第二个、第三个人投保，自行支付保费。”顾昕说，“他可以选择配偶也可以选择孩子，这就能比较经济、方便地让孩子得到医疗保障。”他认为，就儿童单独再搞一个医疗保障体系，必要性不大。“最好的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把孩子和职工放在一起、附属于职工医保制度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和风险。”
顾昕认为，儿童医疗保障体系依附于职工医保制度建立是具有可行性的。“对没有单位或工作的人，劳保部门可以开设专门的服务窗口，方便他们购买。”而对18岁以上的高校大学生，他也提出了设想，“教育部可以将这个‘团体’交给商业保险公司，比如可以设3个不同险种，由学生自行选择。”在他看来，有了市场保障之后，商业保险公司可以节省代理服务环节的成本，“肯定有公司愿意干”。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的一位研究人员则认为，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实行全民医疗保障。去年国务院研究中心的一项医改报告发表后，曾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作为课题组成员之一，这位研究人员向记者透露，目前他们正在进行第二阶段的研究，将对医疗保险的框架有个整体设计。如果按照这个整体化的医疗保障方案设计，儿童就不再会成为被遗忘的人群。
他说，目前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险体系是按人群划分的，而在当前人口流动日益加剧的形势下，这种保险方式不仅覆盖面小，而且容易导致资源浪费。他举例说，目前在美国实行的就是职工连带保障儿童的医疗保险模式，但非在职人员家庭的儿童难以获得保障，于是又出台了一个针对这部分儿童的保险办法，由政府为他们负担大部分医疗费。结果一些在职职工为了“沾光”，在缴纳保险费用时选择不为儿童缴纳连带保费，政府不得不再出台新的办法来遏制这种现象。这位研究人员认为，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险模式跟美国一样，都是属于“打补丁”的方式，其覆盖人群既可能重叠，也可能会遗漏，结果导致医疗支出越来越高，保障水平反而越来越低。
这位研究人员认为，改变这种“一人生病，全家跌倒”现状的根本办法是整合目前按人群划分的各种医疗保险，实行全民医疗保障。但这会不会加大财政支出，导致政府无力负担？他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实际上，近年来政府在医疗方面投入很大，但收效并不好，主要是控制不够，大部分投入都被用于购买大型医疗设备，真正用在老百姓身上的很少，这样受益的主要是医院，而不是患者。从各国医疗卫生实践来看，政府在卫生方面投入越多，国家医疗总费用越少。“因为面对医院，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患者作为个体是很弱势的，只能无条件地接受各种看病费用，很有可能一病就病得倾家荡产。但如果政府代表民众面对医院，可以集体埋单，从总量上控制医疗费用，这样才不至于让老百姓因病致穷。”他说。
据媒体近日报道，上海将探索建立一个覆盖全体本市户籍18岁以下人群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其主要思路已经明确，第一是城乡统一，不管是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全部覆盖；二是从解决突出矛盾入手，保住院和门诊大病。
对于该项政策，上海市卫生局的相关人士表示：“这项政策出台之后，上海就形成了针对各类从业人员、无业无保老人、中小学生和婴幼儿等三个层面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基本上做到所有人群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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