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困难的时候，龙迪曾做过噩梦，梦见4岁的女儿遭遇了性侵犯。
那时，她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课题极其敏感——“华人家庭面对儿童性侵犯的家庭经验”。在多次接触具体案例之后，那些遭受性侵犯的儿童及其家人的苦难，给龙迪带来了巨大的情绪冲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始终处于“一种深深的幻灭感”中。走在路上或者在课堂上，经常会莫名其妙地流泪，整理采访录音时，听到一点点当时的工作失误，就会产生强烈的内疚感；她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失眠和厌食症状，噩梦不断。
曾有人劝龙迪：“这样的课题，很多经验丰富的心理治疗师都无法掌控，你又何必自讨苦吃？把中文媒体的相关报道拿出来分析一下，就可以写论文毕业。”
但她还是决定“直面苦难”。到香港攻读博士学位之前，这个外表看上去柔弱的女性，在一家中央级媒体的心理热线担任过7年督导，先后有20多个未成年人向她倾诉过自己曾经遭遇过的性侵犯。“面对一个个像你我一样有血有肉的个体，我实在无法用那些冰冷的铅字和数字来阐释生命。”她说。
从2003年到2005年，两年多的时间里，龙迪深入事件现场，对6个遭受性侵犯的女孩及其家庭进行了跟踪研究。随后，她撰写了35万字的题为《性之耻，还是伤之痛》的博士论文，并于2007年5月结集出版。据称，该书是中国内地第一部关于儿童性侵犯的社会工作研究文本。其一经面世，便受到政府相关部门和学界的关注。
“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让人们了解受害儿童和家人的真实生活状态，更有效地协助他们面对和处理心理创伤。”龙迪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镜片后投射出的目光极为严肃。
在悲剧发生后，人们更多的是对施暴者的谴责，却忘了真正需要帮助的，是孩子和他们的家人。
如今，只要打开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的门户网站，就会发现，儿童性侵犯已是当下国内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龙迪曾做过一段时间的统计，在国内某个最具影响力的门户网站中，每天至少有一则相关的新闻报道。
尽管中国内地至今仍没有一个翔实的统计数字。但仅据全国妇联来信来访的数据显示，全国各地投诉“儿童性侵犯”的个案，1997年下半年为135件，1998年为2948件，1999年为3619件，2000年为3081件。
2000年12月，全国妇联对中国北方一所城市中学的全部高中女生，就有关儿童时期遭受性侵犯经历进行了不记名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985名女生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在16岁以前曾经历过至少一次一种或多种性侵犯，其中年龄最小的仅为4岁。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性侵犯的发生呈上升趋势。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通过媒体曝光及向有关部门举报的儿童性侵犯个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绝大多数受害者选择了忍气吞声，多数公众对这一话题也讳莫如深。
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一个中国学者从香港来内地进行儿童性侵犯研究，寻找一个愿意参与研究的受害家庭，其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找到参与研究的家庭，龙迪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资源—媒体、国内心理辅导专业人员、反对家庭暴力专家、《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专家组成员、中国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全国妇联、与儿童妇女专题相关的国际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公安部和地方刑警等，但最后回馈的信息都令人失望：寻找愿意参加本研究的儿童性侵犯受害者家庭，犹如“大海捞针”。
龙迪仍做着不懈的努力。她专程从香港回到北京，在北京两个最有影响的“助人热线”开办有关儿童性侵犯的讲座，并在报纸上撰文，希望有相关案例的当事人与她联系，为她提供合适的研究样本。
但结果都让她极为失望。文章刊出后，在近一个月时间里，仅有三人与她联系过，还并不是她所寻找的受害家庭，而是想借助龙迪的“资源”进行研究的同行。
龙迪曾与内地一个女儿遭受老师性侵犯的家庭保持着长期的通信联系。但就在此时，那位受害女孩的母亲突然中断了与她的联系，原因是，这位母亲在过去一年的抗诉过程中，屡遭伤害和失败，因而怀疑龙迪“别有用心”。
“找他们都那么困难，那么，平时还有谁会关心他们的命运？”龙迪说。目前，中国还没有专门的机构，能够为遭受性侵犯的儿童及家庭提供专业的社会服务，就连办类似案件的警察，都被同行们取笑为“刷浆糊的”，意为毫无难度的工作。
然而这项工作的实际操作难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
国外以往30多年的研究表明，在儿童遭受性侵犯之后，虽然可以通过法律惩罚侵犯者，媒体的公开报道也能推动公众给予受害者道义上的支持和一定的经济援助，但如果未能及时对孩子及其家人进行专业的心理治疗和帮助，多数受害者将会一辈子生活在性侵犯所带来的阴影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