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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学数千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扁鹊、张仲景、孙思邈等一大批著名医家。他们在学术上各领风骚、独树一帜，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而相互之间的争鸣与渗透，又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使中医理论不断完善，临床疗效不断提高，最终形成了中医学“一源多流”的学术及文化特色，使中医学好似一枝与众不同而又争奇斗艳的奇葩，绽放在偌大的世界医苑之中。
然而，几千年过去了，曾对中医学的发展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学术流派现状如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华中医药学会新近完成的“中医学术流派研究”，填补了建国后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但其得出的结论引人深思。课题组在总结报告中这样概括：“当前，中医学术特色淡化、中医流派出现严重断层和脱节，甚至逐渐湮灭、消亡。”课题组还认为,民间还存在身怀绝技、享誉一方的名医，但他们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一源多流”推动学术发展
何为学术流派？中国历史上曾形成过多少中医学术流派？起到了哪些作用？当代已故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教授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学术流派判定标准并获得学术界公认的学者。他提出：“凡一学派之成立，必有其内在的联系，否则，便无学派之可言。所谓内在联系，不外两端：一者，师门授受，或亲炙，或私淑，各成其说而光大之；一者，学术见解之不一致，各张其立说，影响于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学术流派的内涵一是师承，二是学说。
伤寒学派、温病学派、温补学派、滋阴学派、河间学派、易水学派、钱塘医派、吴中医派、孟河医派——这些年代久远曾轰动一时的中医学派的代表，现在只有年长学者或中医业内人士还有些印象。谈到这些中医学术流派的产生，“中医学术流派研究”课题负责人、山东中医药大学的王振国教授介绍，由于我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形成了学而优则仕与学优不得仕并存、朝士与隐士并存的局面，而“医”与“易”以及四书五经等仕途必备的学问关系极为密切，一大批散落在民间的文人学士即把收徒讲学、著书立说看做是唯一的出路和归宿。很多人走上了因学而官、辞官为学的道路，构成了古代各种学派的基本力量和社会基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至人不居朝廷，必隐于医”。历史上盛行的这些传统观念，造就了中医学术流派的繁荣，如金元时期的张元素、朱丹溪等中医名家均有此背景。
古代学术流派大都是师徒结合型的，师承教育是学术流派形成的关键因素。师承师法，从拜师开始，就决定了弟子的学习内容、研究特点和发展方向，像刘完素的弟子，自然而然是其“火热论”的学习、传承与弘扬者。张元素的弟子则必定重视其提出的“脏腑病机”学说。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教，其主张和风格必然为学生所接受和继承，逐渐形成了在某一学科领域基本观点一致、风格相近、研究方法相似的学派。由于学术流派受各个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以及地域、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历史上形成过多少中医流派无从统计，“但总而言之，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言之绝不为过！”王振国肯定地说。
那么，学术流派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哪些作用呢？课题负责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秘书长李俊德概括说，学术流派是中医理论产生的土壤、发展的动力、传播的途径，也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例如，诞生于长江三角洲的“吴中医派”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苏州历代名医辈出，见诸记载的就有1400余人，著作600余部，对后世的影响绵延不断。可以说，中医学的不断发展，正是各家学派兴起、争鸣的结果。
“一个模子造就出的中医”
到了人口与信息爆炸及讲求科学化的现代，中医教育该如何发展？仅靠父子相传、师徒授受式的传统教育方式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建国后，国家大力兴办中医药高等院校，统一教材、统一学术观点、统一教育模式，“规范化”使中医教育嬗变为单一的院校培养模式，传统的师承方式则转入“地下”。50多年来，尽管中医院校在继承中医药文化、培养现代中医药人才以及中医临床、科研、扩大中医药国际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建立了一整套颇具规模的教育体系，但面对已经“完全不认识了”的人才培养模式，焦树德、邓铁涛等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的著名老中医仍表示了质疑：“把中医学习改成学校的形式，应该承认是一个进步。可怎么改？按照西医的模式改，还是按照中医自身的文化传统改？现在，中医院校改是改了，但是按照西医院校的模式改的。”河北省邢月朋主任医师语重心长地说：“中医教育并非单一的院校教育所能涵盖的。比如学习京剧，无论是否经过院校教育，均需拜师一板一眼地学习唱腔，进而才能形成流派。”天津的邓鹤鸣主任医师说：“中医高等教育所使用的教科书仅是一家之见或中医学术思想中的一部分，代替不了中医名著。”吉林省王耀廷教授直截了当地指出：“现代院校教育使用统编教材虽有优点，但却妨碍了学术流派的形成。”所以，很多人所说的“学校是复制人才的工具，复制品谈不上什么特色或流派”也就不足为奇了。对此，陕西李宝华主任医师痛心地叹道：“中医流派现大多已悄然消失，令人扼腕啊！”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医流派的消失？综合专家意见包括：一统天下、一言堂的“现代化”中医教育模式；急功近利的、让丰富的中医流派只能以一种面目出现的“现代化研究方法”；比照西医分科过细、医药分开、不符合中医“全科”学术特色的医院管理。说得更深刻一些，还应包括院校教育的出口——中医院大多需要懂西医、能挣钱的人才，而中医收费价格过低，肯下真功夫的中医师已经不多。同时，人才认定、医疗纠纷仲裁、科研成果鉴定等政策的导向，也间接导致了中医院以及中医的西化，并反过来影响到中医院校教育的价值取向。对此，福建中医学院副院长李灿东说：“我个人认为，中医标准化研究是与学术流派对立的，如同书法一样，如果对其进行统一和规范的话，也就不是书法了。有些国家法规一方面强调中医要有特色，但有些规定又使中医师无法开展有特色的工作。再就是教育。学校要生存发展，强调规模教育，但其结果则与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越走越远。”
视师如父与“拉郎配的师带徒”
“当年我们拜师真不易啊！那时候谁不知道‘医术秘不外传’的规矩？人家肯把自己的‘绝招’和‘饭碗’传给你，你不真得视师如父吗？”90岁高龄的全国名老中医李玉奇教授谈起自己当年的拜师十分感慨，“我的师傅原不想收徒，但实在是被我的诚心所动，才点了头。他一辈子只收了3个徒弟，可一旦收了徒，就会倾其所有，像待亲儿子一样。哪像现在的师带徒，硬贴上的膏药，还互不服气，怎能真教、真学。另外，传统带徒什么都教，现在把我给定位成‘脾胃专家’了，别的还不好教了。其实，我最擅长的是心脏和妇科，24岁就被称为‘小李神医’。”
尽管现在的师带徒在老中医眼里“有点走样”，但毕竟是在重拾传统，在培养现代名老中医方面跨出了艰难而又可喜的一步。据课题组介绍，建国初期，卫生部曾提出“50万中医带50万徒弟”的设想。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但最终因为未能取得人事部门的认同，培养出来的学徒没有学历、没有身份、不分配工作，许多人的结局十分悲凉。1990年，人事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出台了《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做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决定》。迄今为止，已在全国遴选出指导老师160多人次，2200多名“高徒”(高职称中医)拜师于名老中医门下。10余年来，这一措施使很多年逾古稀的老中医宝贵学术经验得以继承，也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了一批又一批高级中医临床人才。
事实证明，师带徒是中医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尤其是某些专科、一技之长、不同流派的医疗经验及手法等，在书本上是很难学到的，只能由掌握者口传心授、手把手地教。而学徒出身的人，往往能在学习上有深度、医疗上有专长。“但是，这几批师带徒又由于没有解决好政策配套问题，带徒考核出师后只给老师和学徒发荣誉证书，而没有工资、职称等方面的实质性待遇，导致这一举措并未赢得青年中医的欢迎。”福建的吴熙主任医师遗憾地说。
课题组调查出的另一尴尬问题是，尽管“以名老中医为核心的现代中医学术流派雏形已经形成”，但若以学派形成的条件来衡量，即一个或几个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一部或几部反映这派新的学术观点的传世之作，一大批跟随“宗师”的弟子，那么，当代提出“五脏相关”学说的邓铁涛老中医堪称楷模。但遗憾的是，现在能具备这些条件、“真正有学术思想的名老中医并不多”，甚至有些被指定带徒的全国名老中医，竟然将其学术思想概括为任何青年中医都应懂得的“辨证施治，平调阴阳”。由此，现代学术流派的构成及质量可见一斑。
流派基石缺失 良医难求
现在经常听到这样的感叹：“良医难求。”可不是吗？当下很多中医连祖宗传下来的“四大法宝”——望、闻、问、切中的“切脉”都扔了，还能有疗效吗？还能是个好中医吗？
《中国中医药报》登过一篇对山东农民看中医的调查报道：38.7%的农民不太相信中医疗效，3.1%的人根本不信；30.4%的农民生病首选中医，54.4%的人是在西医治不好时才选中医。历来中医的基础在农村，简、便、验、廉是它固有的优势和吸引力，但现在连农民都不看好中医了。为什么？“不能不承认，群众的信任度和临床疗效的下降是导致现代中医学术流派日趋淡化的重要内因。”王振国说。
临床疗效是中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检验学术流派特色、方法和技艺的试金石。正如全国名老中医朱良春所说：“中医之生命在学术，学术之根本在临床，临床水平之高低在疗效。”可以说，中医如果离开疗效即四大皆空。但是，现在许多中医已陷入西医的思维模式，遇到炎症就清热解毒，遇到高血压就平肝熄风，其“以方套药、废医存药、中药西药化”的做法，完全脱离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也丢掉了中医学术的精髓和特色。不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药，一旦治疗无效，往往求助于西医、西药；不反思自己的对错，反而认为中医疗效就是不如西医，从而离中医越来越远，进入恶性循环。上海市唐汉钧主任医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医要姓‘中’，而不是‘中西医结合’，亦不是‘中医现代化’。当前应秉承传统为先，发展创新为继，中医还没学好、继承好，就强调发展创新，那是无根之木。如此弘扬中医，必然浮光掠影，更谈不上发展中医流派了。”
现实确实不尽如人意。纵观全国3000余家中医院，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中西医结合医院。尽管管理部门反复强调提高中药的使用率，但实际上西药的使用率占了多一半。一位老中医说了另一个内在原因：“医生创收大多与奖金、补贴挂钩，中医药多便宜啊，还是用西医的一套来钱快、实惠！”看来，经济杠杆的力量在实际操作中远大于政策和规定。
中医院的西化还表现在医疗模式和标准的西化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杜艳艳研究员说，中医教育和管理将中医、中药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专业，割裂了水乳交融的中医药学。另一方面，中医与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必须认同和建立不同的模式和标准。比如，一个中药处方可以治疗不同的疾病，一种疾病也可以用不同的处方来治疗。中医还有半里半表病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说，这些用西医的理论完全不能解释。但是，我国现在却以管西医的办法管中医。随着科学的发展，西医院分科越来越细，北京某大医院分了37个科室，各科室只负责自己的那部分，没有一个科室对患者全面负责，患者看一次病要跑好几个科室。而中医历来是“全科医生”，每位中医都要对患者全面负责，但现在中医院也学着西医院把科室分开了、分细了，群众不便不说，更丧失了中医的整体优势和特色，导致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越来越少，疗效随之下降，阵地日渐萎缩。正如群众所批评的：“现在的中医已没了原先的‘精气神’！”
根在民间 创造力在民间
经深入研究后，课题组得出另一结论：“民间中医是现代中医学术流派传承的重要生力军！”
其实不难理解，既然师承教育才能产生流派，也就是说，只有在还有师承教育的民间，才能有不同见解的中医，有“独门秘籍”真传的中医。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王新陆教授说，中医起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中医学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民间中医的发展史，许多青史留名的中医名家像华佗、张仲景、李时珍等无一不是来自民间。当代名家岳美中、吕炳奎、董建华、李聪甫等当初也是民间中医。有了名医才有名药和杰出的技术。所以，中医学的精髓在民间。像云南白药、福建片仔癀这样的名药都是民间实践、总结的结果。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一些单方、偏方、验方、秘方，都是历代临床实践的结晶，即便是中医经典著作中记载的方药、技术，也离不开民间中医的贡献。“不承认这一点，就是无知。”王新陆说。
辽宁海城的“苏氏正骨”被誉为当代“中医正骨四大家”之一。清朝末年，海城的苏相良集民间正骨流派精华，逐渐形成了以“手法精、无疼痛、固定稳、愈合快、功能佳”及“一保性命、二保肢体、三保功能”为特色的苏氏正骨，各地求医者趾踵相接，络绎不绝。现苏氏正骨在其后人“神手苏三”苏玉新的努力下，已发展为东北地区最大的以中医正骨为主的拥有500张病床的海城市正骨医院。这些年来，苏氏正骨不仅实现了“从闭合性骨折到开放性骨折，从单纯性骨折到多发性骨折，从四肢长骨骨折到关节内骨折，从新鲜骨折到陈旧性骨折，从手法整复小夹板固定到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类创伤”，取得了令人赞叹的疗效，而且以分神复位法、动静固定法、内外用药法、益气练功法，四法为主的新“苏氏正骨法”多次获得科技成果奖，已出版专著4部，还被列入卫生部“十年百项科技成果推广计划”。目前，苏氏正骨在新一代传人苏继承的领导下，又向创伤合并骨肿瘤、急性肾衰、颅脑占位性病变等五大难症进军。
小针刀也是建国后出自民间、而今在国内外广泛应用的中医创新技术。世界中医骨伤科联合会常务副主席王秀义主任医师介绍，已故的发明人朱汉章原是“赤脚医生”，但他在针灸针具基础上研发的小针刀，在治疗骨性关节炎、椎间盘突出、颈椎病、肩周炎等数十种西医难治性疾病方面，展示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多次获科技成果奖。朱汉章还出版了近百万字的《针刀医学》专著，并使这一技术在国内外广为流传。许多西医教授都成了他的学生和针刀拥戴者，现有千余家医院开展了这项技术，使数以百万计的患者受益。为此，朱汉章进入高等学府，成了大学教授。这一来自民间的“旁门左道”，成为国家承认的、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针刀医学”，并列入医学院校的教科书。
政策门槛造成“无证行医”
但是，像苏氏子孙、朱汉章这样的幸运者在当今社会已凤毛麟角。
以福建著名骨科流派代表人物林如高为例，早年周恩来总理曾亲自批示要整理其学术经验，并为其建立了“福建林如高正骨医院”，福建中医学院也教授他的特殊正骨技能。但现在因种种原因，医院已人去楼空，课程也已停办，仅其后人还开着私人诊所。他的第四代嫡孙林郗涌主治医师说：“当前的政策严重限制了林氏骨科流派临床药学的发展。现在要求院内制剂都要取得证书，但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外用药还可以，内服药已不让用，我们也不敢用。按现在的规定，那是‘假药’，可中医骨科离了药肯定不行。”目前，大多数曾辉煌一时的民间学术流派及没有正规学历的传人，均处于类似的惨淡境地。
社会普遍认为，现在的医疗体制是重学历、重职称而不重实力，这种体制扼杀了与西医截然不同的中医。重庆边远山区一卫生院的中药师王坤鹏就近作过调查：一老民间草药医唐某，其接骨和中医技术闻名百里之外，外乡人常慕名而至。但因他年龄、文化等因素不允许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面临关门境地。王坤鹏说，实行《执业医师法》后，很多有专长的民间中医因无权或无法参加考试而成为“无证行医”或“非法行医”者。一些有“绝招”或秘方的老中医的后人也不愿继承祖业。用不了多久，不知有多少宝贵的中医知识将随着这些年事已高、无人重视的民间中医的相继过世而一去不复返。
课题组认为，当前民间中医的特点是：不乏身怀绝技、享誉一方的名医。他们具有许多特技疗法，如蜂疗、蚁疗、蛇疗、脐疗、腹疗等，价廉效佳，服务及时方便。横亘在眼前的现实是：“没有正规学历而仅靠师徒相授的中医，几乎不可能获得行医资格。”对此，陕西李宝华主任医师说：“长此以往，不出一二十年，中医生存的土壤将被政策彻底铲除。别说流派，就连真正的中医也难找了！”此话过分吗？据四川省不完全统计，目前该省还有近万名中医类人员未取得法定从业资格，其中民间医生占71%。那么，全国又有多少民间中医面临失业呢？
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在一次会议上郑重指出：“中医药从业人员的构成相对比较复杂，既有院校毕业的，也有以师承方式培养的，还存在一部分经多年临床实践医术确有所长的，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大量民族医药人员。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基层或偏远地区，一些确有一技之长和实际本领的中医药人员受到群众信赖，享有一定声誉。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暂时还不具有有效的行医资格。对于这些人，我们一定要慎重对待。”
把中医的根留住
不难看出，对中医学术流派的研究不仅使人们认识到了现代中医教育、人才培养中的盲区、误区，也从一个侧面看到了束缚当代中医发展的诸多问题。
中医学术流派的生存发展与中医事业的生存发展一样，需要符合其特殊性的社会土壤及政策环境。目前，山东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等都在尝试培养当前最稀缺的传统型中医药人才，即“中医人才培养的‘基因工程’”。王新陆校长表示：“通过培养‘原汁原味’的纯中医，把中医的根留住！”
与此同时，国家新的、符合中医自身规律的政策也在陆续出台，如刚刚公布的“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明确规定，此类人员在跟师或从事临床达到一定年限后，允许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传统的中医坐堂建国后在政策上一直名不正言不顺，新近也已下文试点恢复。另外，关系到中医发展的关键问题，如中医服务收费价格、优惠补偿政策、高校教育改革、中医院院内制剂的管理、中医中药的协调发展等等，均在逐步研究解决之中。
眺望前路，尽管仍路途遥远，困难重重，但我们相信，有党和国家的支持，有热爱民族文化的广大群众，有中医药界的不懈努力，不仅仅是中医流派的前途，就连整个中医事业的前途，都应该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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