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第三次现场会议上表示，要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从根本上规范药品采购和用药行为。这是自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医药分开”的战略发展方向之后，更为明确的指导思路。据悉，被期待已久的医改方案大框架已经基本完成，目前还有八大配套措施仍在拟定中。其中引起专家学者们争论最多的内容，就在于医药分开的操作和实施方略。对此，不少专家就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观点。
充分发挥医疗卫生公益性
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院士针对目前医疗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前段时间有报告说我国的医改基本不成功，不等于全盘否定近20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他同时强调指出医疗体制要顺应医疗模式的转换和发展。他提出，医学发展的方向是早期预测，早期预防，早期干预；要增加对疾病早防、早诊、早治研究的投入，加强与临床结合的应用基础研究。
钟南山说，医学的发展方向是前移，即预防，而不是等到疾病发生以后的治疗。目前，虽然大部分大医院都是国家的，但吃饭基本还得靠自己。政府投入很少，这样就不可避免医院的公益性会淡化。很多医院，以前是分工合作，现在是以竞争为主。同时，我国对公共卫生财政投入不足，不能适应模式变化；医学人文精神也大大削弱，有些医生对患者极不负责任。这都不能适应目前的医疗模式。
关于如何发挥医疗卫生的公益性，钟南山认为要注意三点，一是要做到人人享有医疗卫生保健；第二是要有一个服务体系，保证服务的质量；第三是对早防早诊早治要有措施和加大投入。国家加大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起码要向世界上的中等国家看齐。
四大原因导致“看病难、看病贵”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年上半年进行的全国抽样调查结果，在17个社会关注的热点社会问题中，“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位居首位，排在就业失业问题，收入差过大、贫富分化问题，贪污腐败问题等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在分析“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与医药分开”时指出，“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原因在于药价虚高导致看病贵，而看病贵又加剧了看病难。另一方面，相对于中国13亿人口，目前的医疗卫生机构的严重缺乏也造成了看病难、排队等候的现象严重，再度引起看病难。
数据显示，在我国门诊与住院病人的医疗费用中，药费占的比重很大。在1990年，分别为67%%和55%左右；到了2005年，分别是52%和43%%左右。如果药品价格下降10%，门诊病人与住院病人的医疗费用就能降低5%%和4%%。而目前药费所占的比重较高，有合理的成分，也有药价虚高等原因。
由看病贵引起的看病难主要发生在城乡低收入群体中。2003年国家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显示，2003年全国平均就诊率比1998年下降了18.4%%(城市下降27.1%%，农村下降15.4%%)，患者中去医疗机构就诊的占51.1%%，自我医疗占35.1%%，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占13.1%%。患者未就诊比例为48.9%%(城市为57.0%%，农村为45.8%%)。而“看病贵”对城市和农村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更为严重。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门诊患者中，38.2%%是由于经济困难；应该住院而未住院患者中，70.0%%是由于经济困难。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率的比例达到了41%%，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
医疗机构缺乏，主要发生在广大的农村地区。2003年国家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农村住户离最近的医疗点距离不足1公里的比例仅为61.1%%，比城市低20.7%%；4.8%%的住户离最近的医疗卫生机构的距离超过5公里；34.1%%的住户离最近的医疗卫生机构的距离在1公里至5公里之间。数据还显示，1985—2002年，设置村卫生室的村占行政村的比例从87.4%%下降到74.1%%。
医院看病时的“排队等待”现象也造成看病难，这主要发生在城市。由于缺乏“社区医院首诊制度”、“大医院和社区卫生机构双向转诊”，以及实行医保“定点医院”制度，医疗价格中缺少能够体现医生医疗水平的价值体系等多种原因，使得广大城市居民，不管大病、小病，都涌向了大医院。
来自卫生部的统计报告指出，2005年全国的卫生总费用是8600亿元，其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17%左右，与2000年相比有所增加，2000年为15%左右。但无论与1980年相比，还是与1990年比，其比重都有较大幅度下降，1980年的比重大致为36%，1990年的比重大致为25%。从医院的情况看，政府投入与医院的支出缺口很大。
目前，对于医改，来自卫生部门的说法是：采取“一个结合，三个分离，三项改革联动”的措施。其中，“一个结合”就是把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配置资源结合起来；“三个分离”就是公益性医院和营利性医院分离，逐步实行医药分离以及管办分离；“三个改革联动”就是医疗改革、药品流通改革和医疗保险三项改革联动。
“医药分开”能否走医保之路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熊先军认为，要进行医药分开，首先应明确长期以来医药分不开的根本原因，再建立相应的医保制度和法规促成医药的分开。熊先军认为，彻底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要看到其深层次的原因，其中要明确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医药分家”，指的是将医院药房从医院中独立出来，其背后实际上是要实行“医药分业”，因为医疗服务和提供药品是两个不同行业的职能，同时，中间最关键的是要涉及到“医药分权”，即医生的处方权和药师的配药权实行分离的制度。在更大的领域里分析，最根本的还是“医药分利”的问题，是医生的医疗技术服务收益与药品销售收益的根本分开。站在更高的政府管理层面上看，则是“医药分管”的内容，是对医疗技术服务的监督管理与对药品生产流通的监督管理分开。我国目前提出的“医药分开”就是基于现有的医药经济政策，特别是“以药养医”的政策而提出来的，目的不仅仅是医药分家，重点在于医药分利。
熊先军建议，在政府的资源投入方向上由供方转向需方，以完善医保就医的方式促成对医疗系统的资金补充；其次，打破政府办医的垄断模式，积极开展社会参与办医疗机构，由市场对医药不足进行补充；第三，改革现有的人事管理制度，医疗系统由编制制度转向自由执业；第四，积极改革定价制度，由政府按项目定价转向医疗保险与医生和医疗机构的多元协商定价，完成市场供需关系的根本建立，既保证了基本医疗的实施，又能开拓出更多层面的医疗服务体系，形成社会主义医疗事业的多元化发展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