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牛昀

　　时光追溯到37年前。1984年，26岁的我离开大学校园走进了天津市肿瘤医院，在这里的时光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虽历经转折，但我初心不改，坚守于此。

　　医院、科室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我同医院、科室一起成长发展。我可以自豪地说，青春无悔、岁月无怨！

　　那一年，我作为天津市委组织部选拔的“第三梯队”后备干部来到天肿乳腺外科，能够亲手为乳腺癌患者解除病痛正是我的追求所在，我爱上了这个工作。两年后，我放弃了回市委组织部的晋升机会，留在了天肿。

　　1988年初，我作为临床医生到刚从病理科独立出来的乳腺病理科轮转。期满时，我离开手术台，留在了乳腺病理科，守在了显微镜前。从台前到幕后，我开始了漫长而坚忍的微观探索。

　　起初科室条件非常简陋，仅有时任科主任傅西林和我两名医生，以及两名技术员。傅主任秉承着“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借用核医学区五间小平房，一台几近报废的冰冻切片机和两台旧显微镜，带我们开启了创业之旅。我亲笔写下了第一个病理号880001。

　　其后数年，科室人员一直稀缺。尽管面临着收入低、工作环境艰辛等种种困难，我却从未动摇过。因为病理诊断对患者的治疗至关重要，关系到生命和家庭，这项工作必须有人干。显微镜下虽是微观世界，但病理医生忘却自我、无私奉献的胸怀却博大宽广。

　　在老主任的带领下，乳腺病理科全体成员克服了重重困难，经历了正式建科、搬迁扩容、快速发展的不同时期，在医、教、研各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我也从年轻的住院医师成长为具有高级职称的医师。

　　21世纪初，我受到德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楚尔·豪森教授（200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邀请，到德国做分子病理学研究。此时乳腺病理科老主任的退休返聘即将结束，科室急需我回国工作，我再一次面临重大的人生抉择。图片

　　最终我婉言谢绝了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继续留聘的邀请，带着一幅待展开的蓝图回国，继续我在天肿的事业。

　　我在2002年发表的SCI论文有幸成为医院申请肿瘤重点学科和乳腺癌重点实验室的代表作，并为科室提出了“让世界认识我们、让我们走向世界”的高起点目标和具体规划。

　　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乳腺病理科于2004年搬入新落成的乳腺中心大楼，科室面积从90平方米增加至500多平方米，从全手工操作到机械化、智能化病理设备操作，团队逐渐成长，队伍逐渐壮大，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建立了国际合作关系。

　　如今，我们欣慰地看到，在后几任科室领导和全体乳腺病理同仁的不懈努力下，乳腺病理科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内领先、国际一流专业科室的地位已初步确立。

　　在医院和科室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个人也得到了发展和提升。90年代，我获得局级“三八”红旗手、医德高尚标兵，医大跨世纪人才等称号；本世纪初，我晋升了主任医师、教授，被遴选为博导，获得首届全国“巾帼建功模范医师”称号；2020年，获评了首届“天津名医”称号。最令我自豪的是，2011年，我受世界卫生组织邀请，作为《WHO乳腺肿瘤分类4th》的共同作者、第一个中国大陆病理专家，进入权威性WHO肿瘤国际分类编委会，更具意义的是我的署名单位是中国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就这样，我与天肿、乳腺病理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乳腺病理研究室有了特殊的情感。我深深地感谢天肿这片沃土，感谢医院及领导的栽培。同样，我不悔坚守，“天肿”、“乳腺病理”就是我生命中的关键词，我要为之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