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名大连女艾滋病患者被父亲打死的事件被许多媒体广泛报道。广为流传的“版本”是说一名叫傅善友的老汉因为女儿傅红(化名)当坐台小姐患上了艾滋病，害怕受鄙夷和厌恶，杀死了女儿。媒体上刊登的文章颇具现场感：2002年11月25日15时30分左右，大连市中山区的一栋居民楼里，一个老汉低吼一声，猛地扔掉手中的酒盅，抓起家中的绞肉机向熟睡中的女儿狠狠砸去。在被害人身边，这个老汉像发了疯一般地用板凳砸着自己的头，边砸边喊：“我实在受不了，打死她我也不想活了！”赶到现场的公安干警冲上去夺下老汉手中的板凳，这时发现，躺在地上的被害人是个20多岁的女孩，她脸色惨白，骨瘦如柴。经过检查，女孩已当场死亡。
死者名叫傅红(化名)，杀死她并想自杀的就是她的亲生父亲傅善友。傅老汉杀女儿的理由就是因为女儿当坐台小姐，患上了艾滋病。
看了这篇报道，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是一起登峰造极的歧视艾滋病人的事件！面对艾滋病，患者的亲生父亲可以不顾舔犊之情，对女儿下毒手！中国艾滋病人的生存境遇，真的到了连父母都不能接纳的地步了吗？
针对事件的真伪，本报记者日前展开调查，采访了傅红曾经住院治疗过的北京佑安医院、大连第六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及傅红的母亲，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本文将独家披露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
事实上，谈到艾滋病就是必然的鄙夷和厌恶，就是必然的仇视，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在影响着一些传媒对事件的正确认知。而基于公众的一些传统观念，进行迎合、炒作，不仅无助于使整个社会形成关心艾滋病人，加强预防保健的健康氛围，反而在客观上会让人们对艾滋病产生更大的恐慌。
12月21日，记者见到北京佑安医院专门收治艾滋病患者的爱心家园的护士隋雪英。谈及傅红事件的报道，隋雪英说她们病房的医护人员都感觉到报道不可信。隋护士说今年9月22日到10月8日，傅红就在爱心家园住院，医护人员亲眼看到，傅红的父亲傅善友是怎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女儿的。
隋雪英是1996年来到爱心家园的，在这里工作了6年了，与不少的患者处成了好朋友。隋雪英每次去病房给傅红换药，都要与她聊一些病以外的事情，一些女人们的话题。由于按规定她要戴口罩，所以傅红常说，大姐你的眼睛真漂亮，我真想有一双你这样的眼睛。隋雪英也会笑着说，等你病好了，就照着我的眼睛做个整容吧。但是，医护人员都知道，傅红的病恐怕好不了了，她是艾滋病导致的腹部恶性肿瘤，并已到晚期。
隋雪英说，傅善友的家庭是非常不幸的，傅红是他的二女儿，大女儿因为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患了抑郁症，进而发展成精神分裂症，时刻要有人守着。傅红是全家的希望，没想到又患上了艾滋病。
傅红来爱心家园住院时，正好是隋雪英的班。隋雪英说：“听说来了个新病人，我到屋子里一看，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苍白消瘦，过了体重，只有30多公斤，1米65左右的个子，人长得非常漂亮，大眼睛。但是她看我的眼神很复杂，既有希望、又有距离、还有点怕，好像在揣摩我。问她的情况，她说自己腹泻、肚子疼、吃不下饭，当时没太在意，因为腹泻是会引起肚子疼的，很快就输上液了。她行动不便，吃喝拉撒都要人服侍，让她父亲来，实在是有点不方便。我就问傅红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她说还有妈妈和姐姐，我说为什么不让妈妈来，傅红没言声，后来才知道她姐姐有精神疾病，也需要人照顾。”
傅善友对女儿的态度护士们都看在眼里。女儿吃饭，他要一勺一勺地喂，女儿体温稍微有点升高，老汉就急得找大夫，让用药。护士们就劝他不要急，要一步一步来，傅善友就会说，孩子的病长在她身上，疼在我心里，我能不着急吗？
在以后的治疗中，大夫发现傅红的腹痛不是一般的腹痛，她的腹部耻骨上方有一个硬鼓鼓的包块。经过各种检查，特别是腹部穿刺后，就顺着穿刺的针眼形成了一个窦道，往外流淌像果酱那种颜色的脓汁，那种恶臭带上几层口罩都能闻到，护士就给傅红往外挤脓，她疼得大叫。她父亲就在门外等着，来回地走，脸上老泪纵横，在门外一边劝女儿忍一忍，又求护士动作轻一点。
傅红的病房就两张床位，父亲住在里面伺候她，女儿基本上是卧床，傅善友给女儿端屎倒尿，有时，护士说我们来吧，老汉都谢绝了，他是不放心别人。他的一个很细微的动作，隋雪英现在说起来还是唏嘘不已：“每次输完液，拔掉针头后，傅善友都要轻轻地把女儿挽起的袖子放下来，盖住伤口，好像怕着凉似的……”
傅红在爱心家园住院16天，傅善友一直在伺候女儿，医护人员没有听到傅善友埋怨过女儿一句，就是有一天，隋雪英进傅红的病房，闻到了酒味儿，原来傅善友在喝酒呢。隋雪英忙对他说，病房里不能喝酒。傅红还说，我爸就这点爱好了，大姐您就通融通融吧。傅善友忙说，不喝了不喝了，听大夫的。
后来，傅家考虑到费用等问题，决定出院，转到老家大连的医院，这样方便一些。为此，傅善友又让老伴来伺候女儿，他回家做准备工作去了。
隋雪英说，在傅红母亲伺候的日子里，傅红常埋怨母亲没有父亲伺候得好，心不细什么的，有时护士还得去劝傅红。傅红的母亲也从没有对女儿说过什么重话，只是经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抹眼泪。
10月8日，傅红坐了一辆家里在北京花3000元雇的小车回家了。走的时候，还是隋雪英送的他们。
傅红回到大连后，就住进了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德垄是她的主治医生。谈及傅红事件，这位说话慢悠悠的金大夫语气很重、很急促地表达了他对一些媒体报道的异议。他介绍，那时，傅红已经瘦成了一把骨头，到了癌症晚期，生命以分计。长期卧床和疼痛，使她经常发出尖利的惨叫，经常无端地发脾气。没几天，就出院了。家里人也都做好了准备，等待最后的时刻。11月18日，金德垄还带人去傅家家访了一次，傅红见到金大夫很高兴。金德垄说，傅红家的情况只需用四个字形容就够了———家徒四壁。在与傅红父母交谈的过程中，金德垄能感到这两位憔悴的老人对生活的绝望和无奈，他还慢声细语地劝了半天。没想到一周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惨事。
12月22日，记者拨通了傅红家的电话。傅红的母亲在电话里哭诉了事情的经过：“从北京回来后，老傅就有点不对头，连续失眠六个晚上，看人的眼光是直直的，有时盯着窗外一看就是好半天。两个孩子在家里，都要我们管，我好多天没睡一个完整的觉了，傅红那里一刻也离不了，接屎接尿，喂水喂饭，闲不下来。25号那天，是他开饷的日子，他领了退休工资回到家，说是累坏了，歇了好半天。我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倒在床上睡着了，我真不该睡呀，不然不会出这事的，等我听到傅红的叫声，跑过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老傅乱碰乱撞要自杀，说活不下去了。我一边拦他，一边叫邻居报警。”
“老傅最疼的就是二丫头了，当成自己的命。为了给她治病，家里已经花了快10万块钱了，我是胃癌，做了手术没多久，要不是还有大女儿需要照顾，我真的不想活了。报纸上说老傅是喝了酒以后干的，他那天没喝酒，家里没一点酒味。以前我不知道啥是艾滋病，女儿得了这病后才知道，可是大夫说已经转成肿瘤了，看孩子病成那样子，我们恨不得能替了她的痛，天地良心，怎么会歧视她呢？”傅红的妈妈还说，她怀疑傅善友是精神方面出了问题，经过申请，可能是在12月25日作精神病的鉴定。
傅善友杀女儿肯定已经构成犯罪———如果经鉴定他没有精神疾病的话。但是，从对傅善友杀人动机的报道来看，有些媒体的确有些草率、过于简单。
隋雪英护士直言不讳地谈了她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从她亲眼看到的傅家父女情感，一些媒体简单把事件的起因归结于因遭受歧视而打死了女儿，过于片面了。“如果真像媒体上报道的那样，因为女儿得了艾滋病，傅善友就把她杀了，那她为什么在北京这样体贴入微地伺候傅红呢？傅红是什么病，父母早就知道。其实，事情起因后果远非那么直接。我们想一想，大女儿得的是精神疾病，二女儿又患了肿瘤这样的不治之症，家里就这两个孩子，作为父母的心情可想而知。傅红在我们这里就下了几次病危通知，由抱着一丝希望去治疗，到最后财力衰竭，走向绝望、崩溃，这是一个很复杂、很漫长、很痛苦的过程。这是一起因为贫病交加而绝望导致的流血事件。如果非要往艾滋病上靠，我们就觉得牵强。”
谈及媒体应当如何报道艾滋病的问题，金德垄大夫直言不讳：“媒体确实应当反思，包括贵阳的那个艾滋女结婚的报道。对那个女青年采取跟踪追击、围追堵截、狂轰滥炸的追明星的方法，把她的痛苦反复把玩，这能叫关爱吗？这一次，又把大连这个女孩子这样炒作，这种报道太主观、太片面了，这会给读者造成误导的，会造成恐慌的。我看现在有的媒体报道艾滋病的出发点，主要是满足一些人的猎奇心理。”
隋雪英说：“我在爱心家园工作了6年，每年12月1日，都有记者来我们这里采访。可是每年提的问题都不外乎：你怕不怕？你是怎样说服爱人同意的？而且都对患者的感染渠道很感兴趣。每年都是这几个问题，我都有点烦了。其实，对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最主要的是要有一颗平常心，他们最需要的不是可怜，而是能像对待其他人一样来对待他们就行了。要知道，在目前的医疗条件下，艾滋病是无法治愈的，但是可以预防、可以控制，宣传教育是最好的疫苗，我们在宣传的时候，应该讲艺术性，更应该讲人文关怀，千万别再听风就是雨，盲目炒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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