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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不宽敞的街道两边，全是小摊贩———这个城市的很多居民区里，都有这样的占道经营菜市———住在附近的，多是收入不高的“干居民”(在贵阳话里，“干居民”指的是有城市户口、但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者)。
葛岳琴(化名)和阿明的新房，就在这片居民区的一幢旧单元楼里。
这是一套一室一厅的旧房子，因为是在一楼，阳台上还装着亮晃晃的铝合金窗。门上没贴喜字。敲门进去，外屋空荡荡的，角落里堆放着纸箱、木板之类的杂物，屋里的地砖是新近才铺好的，墙壁里埋了暗线，封上一层水泥，显得很刺眼，天花板上稀稀落落地甩着长短不齐的几根电线头。
“没得钱了，房子只能装成这个样子。”葛岳琴解释说，“装修总共花了四五千块钱，有两三千块钱是我跟老四(指阿明)以前的积蓄，剩下的一部分是别人捐献的。开始我们还以为，去北京开那个会，能赞助我们一点钱，结果都没得兑现，搞到现在，欠了做活路的人一屁股工钱，三天两头就有人上门讨债。”
葛岳琴所说的“那个会”，指的是11月28日在京召开的中华预防医学会组织的艾滋病宣传教育研讨会，媒体大肆炒作的“颐和园完婚”，也是在同一天。
依照北京某报的说法，11月28日对于葛岳琴和阿明来说“是个好日子”，这一天，他们在颐和园里穿上仿古衣装拍照，接受了记者送上的九朵玫瑰花，“两人的笑脸在这一刻永远定格”。
按事前的安排，葛岳琴应该出现在当天的会场上并作发言，婚期则定在很有纪念意义的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
曾随两人去北京采访的一位记者透露，开会前一天晚上，会议主办方突然通知葛岳琴，让她第二天不要去会场，也不用再参加会议了，因为，“你们俩的事媒体炒得太热，你们去，可能会冲淡会议的主题”。
“在北京的那几天，随便买一张报纸，上面都能找到关于‘艾滋女’结婚的报道，铺天盖地。”这位记者说。
在公众的窥视中作秀，这也许并不是葛岳琴和阿明预想中的婚礼。
这样的作秀，之前还有过一次。“连我妈都觉得奇怪，人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我们不是说要办得有多好，起码也要有个样子。我和老四登记那天，那些记者拿彩条往天花板上一拉，把我跟老四(阿明)拖到床上坐好，拍了照片就发表在报纸上，这个算什么结婚仪式嘛。我们本来只是想借开会到北京旅行结婚，(贵阳市的)卫生部门本来不让记者跟着去，(媒体)炒作得太那个了，正面的反面的都在乱写。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他们(指记者)拍的那些照片都没有给我们一张。”葛岳琴说。
和仓促装修的新房一样，葛岳琴与阿明的婚礼看上去更像是一场草草收场的闹剧，以至于登记结婚究竟是在哪一天她都记不清楚了。
阿明从空空如也的衣柜里拿出结婚证来，上面的日期是“11月22日”。
这个消瘦的男子又坐回床沿上看电视，沉默着。
阿明的身体不好，他长期患有胸膜炎，去北京之前开始发低烧，至今未退。阿明说，“从北京坐火车回来，路上可能着凉了，身上一直觉得不舒服。”
“从北京回来以后，一切都不太一样了。”阿明在此之前是出租车司机，他没有承包固定的车辆，主要是给别人代班，“一个月下来，能拿到一两千块钱。从北京回来后的这半个多月，根本就没得人call我，出不了车就没有收入。这也怪不得别个，朋友晓得以后忌讳嘛。”
当地的一家电视台曾经播出过一期节目，其中有几秒钟的镜头没有用马赛克遮住两人的脸部，而有两家外地报纸甚至刊载了很清晰的正面照片。
现在有不少人已经能认出他俩了。葛岳琴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她到商场试衣，遭到营业员的拒绝，理由是，“你穿过的衣服，我们还能卖给哪个？”
在阿明说话时，葛岳琴拿起放在梳妆台上的一包蛋糕，一块接一块地吃着。已近午时，他们还没有吃东西，外屋的电炉上烧了一锅水，家里还有些面条，葛岳琴拉开一个柜子，里面放着几袋面包，“我们两个一天就吃两餐，有时候只吃一餐。这些吃的东西，都是家里人拿来的，还有那些锅碗瓢盆，是老婆婆(指阿明的母亲)给的。”
“街坊邻居看到报纸上登出来的照片，都知道了。他们当面不讲，暗地里那些话都传遍了，反正从眼神中我能看得出来。我们两个现在连门都很少出，就呆在家里面看电视。有时候看看书。”葛岳琴说，自己正在读的一本书是《最后的宣战》，“这本书也是记者送的，作者也得了艾滋病。”
葛岳琴开始磕磕绊绊地背诵起书上那些感动她的文字来：“如果有一天我受伤了，找到医院，我会很平静地告诉医生，我是一个艾滋病人……”顿了一下，葛岳琴更正说，“……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医生也会很平静地看着我。”
对于自己所面临的麻烦，葛岳琴还算比较“平静”。“在北京，医生给我检查过，他说我这个病的指数不高，照这个样子还能活到五六十岁，跟正常人也没有哪样区别。”
这种“平静”或许还体现在小两口对未来的打算上。葛岳琴的想法是，“老四还有一套30多平米的房子，我们想拿它来找银行抵押，贷一两万块钱，开个音像店。我们以前做过这一行，手头还有点存货。”
阿明的三哥隔三岔五会来新房看一看，据他说，现在亲戚朋友都知道这件事，“已经不和老四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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