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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隐去与郭恒对峙的这家大医院的名号，在中国医学界，这是一个扔在地上也会发出响当当声音的名称。
在这场对峙中，北京双鹤药业工人郭恒输了。
北京市东城区医学会为他去世的妻子郑英召开了医疗事故鉴定会，医学会出具的鉴定书上，用比其他的字大出一号的字体突出打上了几个加重的黑体字：本案不属于医疗事故。
但医学专家组成的事故鉴定组并没有否认医方的过失，而且一一予以列举，一串的医方过失多达七条。在第四条中，鉴定组认为医方对患者郑英肿瘤晚期的疼痛和不能排尿的现象处理不够及时、主动。
郭恒每每看到这行字都忍不住自己的悲痛。他认为，这行温和的字眼背后，是重病的妻子在医院遭受致命冷漠的现实情况。
所有的叙述都应从患有晚期宫颈癌的郑英生命最后阶段开始。
2001年7月17日，郑英终于接受了导尿管手术，但这次手术失败了。
此时，郑英已经几乎无法排尿。七月艳阳如火，郑英也不敢喝水，每次排尿就像过鬼门关。在这次失败的手术前，她已经3次按预约来到医院，但都被医院以各种原因推迟手术。
妻子痛苦不堪，丈夫心急如焚。郭恒此时能做的，只有在医院里楼上楼下疯了似地找大夫，他先后于当天和第二天找到了三个与郑英治疗相关的医生，求他们救救已经撒不出尿的妻子，可是，大夫们的回答几乎都一样：“你去问别的大夫吧！”
7月19日，郑英上百次的，也是最后一次早早来到这家医院，她生怕大夫要检查而自己未到错过治疗的机会。经过大夫们互相推让后，郭恒找到了处在链条最后一环的医生，并把妻子排尿艰难、剧痛、高烧的种种症状告知大夫，哀求医生出手救治当时就坐在楼下的郑英。医生说：“我现在还有事，没有时间看了，有人在等我，这样吧，你们再照个CT看看再说吧！”随手开出了一张CT单。
此时，在半年内郑英已照了六张CT，而CT登记处告知郭恒，当日及次日的预约已满，再约只能下周；按规定，CT四天才出片，郑英一听这话心里就明白了，自己至少要在难挨的痛苦中再忍上一周，才有可能得到大夫的治疗，而且仅仅是可能。
郑英等不及了。这个绝望的病人在多方救助无门的情况下，于当天下午用裤带自缢于家中，留下的遗嘱写着：“请大家不要抢救，我的尿已经撒不出来，活一天更增加痛苦。”
为了到医院后抓紧可以见到大夫的宝贵几分钟，用这点时间把病情简单扼要地说清，郑英在最后一次到医院之前，写下了她的另一份绝笔——自己的病情，从这里可以看出她在结束生命之前，背负的是怎样的苦难。
“腰疼，流水，不能坐。嘴干，口渴，疼。不好小便，阴道疼，吃了饭不往下走，堵在胃里，肚子疼，不吃饭不疼，发烧，最高38.5度，芬必得，要止疼片……
疼，疼，疼啊！郑英在窄窄的三指宽的纸条上，整整留下了六个疼字！她哪里懂得，她的疼，已经远远不是在药店里可以买到的芬必得之类的止痛药可以止住的了！
晚期癌症病人的最主要症状之一是疼痛，为了转移痛苦，郑英昼夜开着录音机，自己在音乐声中大喊大唱。当剧痛发作时，郑英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用头去碰撞眼前所有的东西，她疼得用头把苇箔墙撞了一个大洞。这时身为丈夫的郭恒，只能扑过去抱住妻子，免得她在乱撞中受伤。在挣扎疲劳后，郑英才可以慢慢昏睡一会儿。
医学认为，病人对疼痛的忍受是有限度的。69%的病人表示，如果疼痛不能完全控制，他们将考虑自杀；一旦疼痛缓解，病人则会改变想法。就是给郑英治疗的这家医院，也在门诊大厅宣传栏上对患者承诺，“解除疼痛是您应有的权力，疼痛治疗是医生应尽的责任。”
对晚期癌症病人，当前的医学几乎无可奈何，但，医学至少有办法让像郑英这一类病人在生命存续期间不这样疼痛；医生们可能无法逆转病人因癌症走向终结的性命，但无论如何，他们手里有特定的止疼处方，可以让病人无疼痛而有尊严地死去！况且，法律和医学为了防止滥用麻醉类药物，仅仅把这一项神圣的权力赋予了医生，除他们之外，任何人不可能染指！
可怜的郑英在面临剧痛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向大夫倾诉过，但一位姓吴的大夫听了病人的痛苦，没有为她开出任何一张可以止疼的处方，却扔下了一句：“你扛着吧！”然后就甩手而去。
人们可以原谅医学的有限，但是，怎么能原谅这样的冷酷无情！
郑英有个五好家庭，她上有高龄父母，中有深爱她的丈夫，下有正上高二、好学而上进的儿子。母爱支持着郑英退而不休，做保姆、开电梯，一个月300元给儿子挣学费；郑英有开朗的性格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多人竞争的情况下，2000年4月，她被社区居民高票选举入居委会，深得广大居民的尊重。她早早加入了大病统筹，看病的开销虽然很大，也并不愁医药费无处打理……
郑英其实并不想死。她不下百次地向医生求助；到医院就诊，没有地方坐，又站不住，她就坐在刚刚擦过还没干的水泥地上；郑英想住院治疗，但医院就是不收她入院；就在去世的当天早晨，她还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个食疗的配方，准备让丈夫买了原料后，自己设法调理身体……就是生了重病，人到中年的郑英又何尝不知道生命的宝贵，她哪里愿意去死啊！
是儿子最先发现了惨死的母亲。尽管母亲已面目全非，身体冰凉，但救母心切的孩子仍不停地呼叫着120，期望有人能把妈妈救回来，哪个孩子离得开妈妈呀！
孩子红着眼睛，一次次问父亲：“你为什么不给妈妈开止痛药？”父亲回答：“我都跟大夫说了，大夫不管呀！”望着生生疼死、活活让尿憋死的母亲遗体，孩子大哭：“大夫！你为什么不给我妈看病？为什么连止痛药都不开一片？”
妈妈没有了，儿子的活泼也随着母爱永远消失了。他只是抱着一只玩具兔和一个名叫《母爱》的贝雕，看着母亲的遗像发呆。贝雕是孩子6岁去海边玩时，用自己3元的零花钱为母亲买下的礼物，郑英生前曾为儿子的孝顺懂事而有着无法掩饰的自豪。如今，贝雕完好，慈容犹在，母亲何归！
郑英80岁的母亲惊闻女儿噩耗，立足不稳，一下子摔断了手腕；丈夫郭恒，一下子瘦了15公斤。
谁来抚生者之痛？谁又来慰逝者之魂？今后，年年岁岁花开日，郭恒和失去母亲的孩子花开心不开！
医疗事故鉴定中，郑英的死亡并不属于医疗事故之列。可是，难道不属于医疗事故，经手过郑英治疗的大夫们，就可以推却自己良心的重责？他们完全可以拯救郑英于煎熬之中，而且只需举手之劳！纵使冷漠等行为无法量化，难道法律可以默许这样见死不救的医疗行为？医疗不作为，法律应该有作为！
在送别妈妈的时候，郑英的儿子专为母亲选择了一个房子型的骨灰盒，一片孝心尽在不言中：他愿生前住所狭窄的母亲能有一个安身之处；他愿母亲一路走好，不再有不能承受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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