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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又发现非典了！”公众和媒体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在这个中国南部的重要城市。
1月12日中午，广州又有一名患者被确认为非典疑似病例，这是继2003年12月广州传出第二年度第一例非典病例以来的第三例非典疑似病例。与始于2002年冬天的非典疫情相比，三个病例似乎并不多，但去年那场疫情至今还未从人们的心头消失殆尽。“只要有一个，就有可能有第二个”，在许多人心中，针对非典的疑惑不断产生：为什么传染源至今不明？为什么要杀灭果子狸？新一轮的SARS会不会再次大规模爆发？
长期研究流行病学，从2002年SARS爆发之后一直关注疫情动向的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很乐观”。他认为，只要坚持“四早”原则，也就是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将密切接触者充分找出来，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按现在这种做法和趋势，不会再次出现SARS大规模爆发的情况。
SARS从一开始就扑朔迷离
《瞭望新闻周刊》：广州新近又发现三例非典或非典疑似病例，但传染源一直没有搞清楚，凭您的经验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曾光：凡是和动物有关的传染病，想弄清楚传播途径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我们认识SARS的时间太短了。而且，反观上一个流行年度的SARS流行，从一开始，我们对早期病例的研究十分不够。整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忙于控制。流行周期过后，也是以总结疾病控制的经验教训为主。但实际上，从最早的时间起研究早期病例对掌握一个年度的疾病流行规律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2002年11月1日以后的两个月中，最初在广东的佛山、深圳、广州、中山和广西的河池等地发现的各地“不明原因性肺炎”首发病例，都是独立出现的，彼此之间并无联系。也就是说，SARS从一开始就扑朔迷离。这种情况，在传染病学上并不罕见，比如1997年香港的禽流感，有些病人与鸡有接触史，但有些却完全没有。所以目前这种情况并非SARS所独有，但像SARS这种呼吸道变异的疾病，情况更加复杂。
《瞭望新闻周刊》：由于传染源不明，老百姓有许多疑惑，网上讨论很热烈，您对此如何看？
曾光：老百姓心中有疑惑是很正常的，老百姓对SARS疫情很关心，想讲话也是一件好事，但没有必要参与专业的讨论。因为从专业基础知识，从信息的掌握上来看，普通大众毕竟还有所欠缺，他们往往会从一点出发就进行推论。学术结论从来都是由专业人士，而不是大众决定的。
在这种时候，多听听专家的意见，尤其是专家一起会诊的意见比较好。我最近还向卫生部建议，对一些十分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多搞专家会诊，首先让专家们信息共享，再发挥群体会诊的作用。不光是国内的专家互相讨论，也可以邀请一些国际专家，听听他们的意见。辩论也好，质疑也好，专家们一起共同分析对于搞清事实会非常有益。
完全可以控制在少数城市内
《瞭望新闻周刊》：广州目前已经出现三例非典，您认为全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曾光：从上一个流行年度的情况来看，原始发病数目有限，不是各地都有独立病例出现，只有最初在广东、广西出现的几个病例是首发的原因不明病例，找不到具体传染源，而其他各地发现的SARS病例最初都是从广东传播开的。所以，只要控制好，完全可以将疾病控制在少数几个城市之内。只要及时控制，就不可怕。广东省如果能控制好每一例新发病例，就是对全国作出了贡献。对此，我很乐观。
另外，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去年的一些看法。去年我们认为，医院感染是非典流行的一个特点，现在看来，那只是上次非典流行的感染特点，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对疾病的了解不够。今年，在准备更加充分的情况下，不会再重复去年的流行模式了。
我们一直强调“四早”，也就是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只要将密切接触者都充分找出来，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按现在这种做法和趋势不会出现SARS大规模爆发的情况。
《瞭望新闻周刊》：据您估计，新一轮的非典流行，最严重会出现什么情况？
曾光：如果做得好，我们完全有可能将病例数量控制到去年的1%以内，至少我们都在朝这个目标努力。零星病例的出现是一种可能，同时出现两代病例是另一种可能，即发现了第一代的原发病例，又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现受原发病例传染的第二代病例。最理想的状况就是只出现第一代原发病例，但这样的要求有时并不现实。
我们的口号是“没有第三代！”。第三代，也就是受第二代密切接触者感染而发生的病例。一旦出现第三代病例，就表明我们的控制过程还存在漏洞。
现在还有一些专家认为，病原学的研究方面已有的一些结论可能还有问题。因为，从这一次三个病例的情况看，症状普遍较轻，都未传染下一代，病毒也没有培养出来，与去年不一样。对这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过早下结论，不过每一个问题的提出都提出了进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杀灭果子狸不等于万事大吉
《瞭望新闻周刊》：为防非典广东省全面灭杀果子狸，果子狸是不是惟一的元凶？
曾光：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由动物宿主在起作用，但到底主要是哪种动物对人传播的，目前还没有定论。
但可以从已有的线索中作出一些推论，比如说，病毒有可能在广阔的几百公里范围内存在，人或许只是偶然摄入。我们可以按这样的假设寻找嫌疑犯。广州的病例中，有人和果子狸有过接触。但SARS的复杂性就在于，不是所有的病例都能和果子狸联系到一起，老鼠也有可能，其他动物也有可能。
流行病学的判断与病原学不太一样，病原学是要找出哪种动物带毒，流行病学则是以人为中心，找出哪种带毒的动物能传染给人。因为并非每一种携带病毒的动物都有机会传染给人，比如说，野生的果子狸，和人很难接触，即使携带病毒也不会传染给人类，人只要不去惹这些野生的动物，不与其接近，就不会有事情。
现在检测到携带SARS病毒的动物比较多，案情还不完全清楚，已经确定的嫌疑犯第一个是果子狸，第二个是老鼠，但并不排除还有其他，比如禽类。最早人们认为狂犬病只是通过疯狗传播的，但后来发现，狼、狐狸，包括蝙蝠都能传播，只不过在不同的地方由不同的动物在起主要作用。
另外，即使SARS病毒基因和果子狸一样，也不能肯定是果子狸传染给人类的，因为从逻辑上来讲，有可能是果子狸传染给人类的，也有可能是人类传染给果子狸的，还可能是第三者既传染给了人类又传染了果子狸。即使现在定论了，今后也不是不可更改的，这正是搞科学与搞应用的不同之处，搞科学的人总要等各种可能性都观察透了才能下结论。
《瞭望新闻周刊》：也就是说，果子狸只是一个重大嫌疑犯，还没有被定罪，那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看待广东大规模杀灭果子狸这种做法？
曾光：人与动物的不公平之处正在于，审判人的时候，嫌疑犯可以依法被控制，但在未定罪之前绝不能随意处以极刑。对于动物嫌疑犯，要根据情况，如果认为对人类的威胁十分严重了，也可能要首先控制这一嫌疑犯，控制的方法可以采用圈养，使之不与人类接触。采用极刑就是消灭，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是为了紧急保护人类，二是通过杀灭观察是否可以首先排除这种动物传染的可能性。
人类在消灭这些嫌疑犯动物的时候一定要感到抱歉。即使杀灭了也不意味着已经定案了，这些携带病毒的动物本身也很惨，为了人类的安全，杀灭它们，确实有些对不起。
我反对两种极端，一是盲目地、大规模地杀灭，尤其是在目前原因不明的时候，只能采取一种有限的试探性杀灭的方法；另一种极端是认为人类无权杀灭动物。
《瞭望新闻周刊》：杀灭果子狸是不是就一定万事大吉了？
曾光：我强调，人类为了安全保持采取措施的权利很重要，要“以人为本”，但是，同时，杀灭的过程中也要采取理性、谨慎、科学的态度，每走一步之前都要先想清楚。
首先，杀灭动物的过程中要保证不在杀灭过程中造成对人的传染，对人的保护措施要周密安排。此外，还要继续观察。如果杀灭之后，疫情不再发生了，那么这种动物就可能是传播源，但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性；如果杀灭之后，疫情仍然存在，也不表明就一定杀错了。总之，要重视后续的观察、解释和研究，重视对效果的评估，从杀灭过程中得出更有益的结论。
现在，广东全省杀灭果子狸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要有节制，有理性。人们也应该理智地看待这一事件，要把它看成是一种公共卫生行动，而不是一场恐怖行动。目前的举措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在有一定线索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带有示范性和普遍性。
世界卫生组织目前更关注禽流感
《瞭望新闻周刊》：春运已经开始，据预测，2004年春运期间全国的旅客运量将达到18.9亿人次，人口的流动是不是也给非典防治带来了不利因素？
曾光：的确是这样。我们的春节太长了，由于难以更改的民族习惯，人口的流动规模十分大，各地医院要注意及时发现可疑和可能的病例，我们的防治队伍春节期间绝不能休息，要坚持作好防治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
《瞭望新闻周刊》：您现在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曾光：我担心的事情太多了。首先就是春节期间人们放松警惕。另外，我更担心全国上下只防SARS而忽视了其他传染病的防治和其他公共卫生问题，比如，禽流感。现在，在我们的三个邻国，韩国、日本、越南都发现了禽流感病例，而且来势凶猛。据我所知，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关注禽流感已经超过了关注SARS，但我们目前对这一问题还没有充分重视。此外，艾滋病的问题、地方病的问题、妇幼保健的问题，以及其他许多公共卫生问题都需要重视。对这些问题都不能掉以轻心，不能只有一个兴奋点，那样很容易顾此失彼。如果我们的卫生防治体系真正成熟的话，应该是将SARS防治纳入整个疾病防治交响曲，用弹钢琴的方式来对待，那样才更加科学。
《瞭望新闻周刊》：上一次的非典过后，由于激素使用过量和其他一些原因，出现了一些SARS后遗症患者。据您所知，针对这一点，这一次的非典治疗有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
曾光：这次的治疗主要依据是卫生部推荐的非典诊疗指南，由中华医学会和中医药学会联合编制，总结了上次的经验教训，效果应该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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