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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政协会上，记者采访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李立明委员，他针对公共卫生建设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计划免疫中，中央政府承担疫苗的所有开支，但落实“一人一针一管”的接种费用、人员费用还是要由地方政府来出，这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就变得非常困难，也成为计免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李立明委员提出，政府承担公共卫生的主要责任并不等于所有政府要承担同样的作用，应对政府的作用进行分级，在公共卫生服务的提供上充分体现公共卫生的“能级原则”。
中央政府承担的作用主要是消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享受的差异，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性；省级地方政府则是利用省内财政的转移支付机制，研究设立省级的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促进省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地方政府则是因地制宜地开展公共卫生服务。简单地说，就是根据区域性特点由各级政府拿钱，像一些地区比较突出的可能是血吸虫等地方病，而一些发达地区则可能是慢性病，这就需要视当地情况给予投入。
李立明委员强调，现代公共卫生是全社会的责任，公共卫生部门只是起组织者和协调者的作用。公共卫生不仅是一门自然科学，而且也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因此强调社会实践和组织协调，强调社区的资源动员。
然而，目前对于公共卫生的投入还都是比较偏向于硬件，SARS后国家投入的大量科研经费也都是集中于疫苗、药物等基础性研究，而对相关的公共卫生政策和公共卫生策略却几乎没有经费进行支撑性研究。一项公共卫生政策的产生不仅需要科学的证据、社会文化和价值的取向，同时更需要政治和政策的支持，在未来我国公卫走向中，补上公共卫生政策和策略研究这块“短板”，将有利于促进整个国家公共卫生的发展，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社会大众的参与。
李立明指出，目前不仅要加强对公共卫生决策等软科学的研究，还应缩短从研究到应用的周期，使其尽早成为指导我国公共卫生工作的技术指南。他举例说，早在“八五”攻关时，研究人员就已经掌握了盐敏感人群的筛查技术，并发现我国人群中有16%的人进食食盐后容易产生高血压，及时筛检出这一部分人群，并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干预，就能有效控制其高血压的发病率。然而就是这样一项颇具应用前景的技术，至今仍束之高阁，无法为百姓提供适宜的临床服务。
为更有效维护公众健康，公共卫生还应加强与临床的结合，这可以使传染病的早期诊断和控制成为可能，使传染病的早报告和疾病监测得以实现，为疾病预防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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