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5点多钟，录了七八个小时口供后，女生们又被塞入警车，带到当地的医院验伤。医生边检查女生的身体，嘴里边骂骂咧咧：“这个畜生，怎么能对娃儿们干这种事，叫她们以后怎么出去见人啊！”
验完伤，家长们想要急切地知道结果，却被医生断然拒绝：“上面吩咐了，结果现在不能给你们看，只能给领导看。”
“这就是典型的内地处理该类案件的程序和方式，我们仅是从成人的角度一厢情愿地去做，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实际感受。”龙迪无可奈何地笑笑，反问道，“但是，当从头到尾的每一个环节都演变为一种伤害，我们是否应当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我们的儿童司法保护制度与程序是否合理？”
而且，在造成被侵犯儿童“二次伤害”的过程中，媒体报道也经常有意无意地起到负面作用。
龙迪曾亲眼目睹某家电视台采访一个遭受性侵犯的女童，记者让女童对着镜头，回忆当时发生的场景。女童满脸涨得通红地说：“我不敢说。”
“说吧，没啥事。”那个记者顺口说道。
“你凭什么信口开河地说‘没啥事’？！”说到这里，原本倚在沙发上的龙迪猛地挺直了腰，激动地说：“这个记者根本不知道，多一次回忆，就是对孩子多一次伤害！”
还有一些媒体，在曝光儿童性侵犯的案件后，总要贴上“耻辱”的标签。曾有一家电视台的解说词是：“伤害是永远的，对孩子的身心摧残，无论我们采取多少补救措施，都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另一家南方大报在揭露一起幼女性侵犯案件后，甚至称：“女孩被打上了‘永远耻辱’的标记。”
龙迪说，这类关于儿童性侵犯的报道，就是传统观念的载体和复制者。正是因为媒体不断强调这种“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贞操观，使受害女孩不敢说、家长不敢报案，令施暴者屡屡得手，有恃无恐。
在龙迪看来，如果相关部门处理妥当公平，这一类涉及未成年人隐私的案子，根本就不需要媒体的介入。媒体的操作确实有自己的规律，“但起码来说，媒体从业人员需要接受有关专业训练，更深入地了解儿童性侵犯的现象，以及报道的尺度和方向。”
我会告诉她，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无论发生了什么，她永远都是爸爸妈妈心中的天使。
2005年，龙迪博士毕业，回到北京。随后，她被北京理工大学聘为副教授，担任社会工作系的副主任。“儿童性侵犯”仍是她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刚从香港回到内地的那段时间，龙迪觉得两地的落差“实在太大”。如今，她却认为这种简单的对比“没有意义”。她最大的愿望，是在国内探索并培育多部门跨专业合作的干预团队，在充分理解中国社会特定的背景和文化基础上，对各部门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要让受到性侵犯的儿童，再受到第二次伤害。”
当听说眼前这个看上去柔弱的女性，正在研究如此敏感的课题时，大多数认识她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会一脸惊愕地问她：“你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龙迪也戏言：“我已经和人解释了一万多次啦。”
尽管看上去心态轻松，但龙迪坦言，每次进入现场前，她还是会莫名地心烦，有时还会找借口，推延进入现场的时间。她甚至一打电话就开始紧张地深呼吸，碰到占线，她就觉得“松了一口气”，甚至会安慰自己“不是我没打，是打了没人接”。
虽然已经无数次接触过遭遇性侵犯的儿童，但每一次访谈的初期，她都非常紧张，“接触的案例越多，我越怕伤害孩子，就越不能自如提问了。”她无可奈何地笑道。
数年来，龙迪接受媒体采访邀约时，都要以“是否对受害儿童及家庭有帮助”为准绳，因为“每公开一次，对相关的孩子和家人都是一次伤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前，她也“约法三章”：不能在报道中透露任何曾参与她研究的家庭的具体信息；尽量淡化儿童性侵犯的细节；在某些时候，她甚至连例子都不愿意谈。
尽管平常工作繁忙，但龙迪会尽量抽出空来，静心陪伴家人，尤其是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龙迪说，每当看到女儿纯真的笑脸，自己就会想起那些遭受深重苦难的家庭，“我必须做点什么，否则我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
“那么，假如有那么一天，您的女儿遭受了性侵犯，您会怎么做？”曾有人这么问龙迪。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搂住她。”龙迪微笑着伸出双臂，搂抱空气，仿佛女儿就在怀里，“我会告诉她，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无论发生了什么，她永远都是爸爸妈妈心中的天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