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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中午，邵琴(化名)、毕生(化名)等6名艾滋病患者，聚集在北京站广场前马路中央，拉起横幅——“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立时引发交通堵塞。
这6名艾滋患者来自江苏铜山县，10年前，他们或她们的配偶因病在当地医院输血，感染艾滋。如今他们要为自己的权益讨说法。
铜山县卫生局局长祖桂兰与他们同日抵京。面对这些艾滋患者，祖桂兰也有苦衷。她说，邵琴等人受染是在国家颁布《献血法》之前，“属于历史遗留社会问题。”
铜山县政府在今年6月20日，出台了相关补偿办法，但是距离艾滋患者的要求相距甚远。在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时，邵琴等人和铜山县政府发生巨大分歧。
10年前活跃艾滋输血队
30多岁的邵琴是6人中嗓门最大的，7月15日，崇文门附近的地下小旅馆内，邵琴在讲述自己的经历，不时被老乡提醒“小声点儿”，担心旅馆老板得知他们是艾滋病感染者，不让住店。
2004年，邵琴丈夫在徐州矿物局医院查出感染艾滋，她才想起8年前的那次输血。
当时，邵琴丈夫赌气喝农药，被送进太山镇卫生院。洗胃后，卫生院医生要求给其输血。
邵琴称，当年大许医院对面平房内住着一个输血队。平日，他们等生意时就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有时遇到需要输血的病人，医生直接到门口喊“有人要输血”。
“一个干瘦，一个虚胖。”邵琴清楚记得，医生一个电话后，两个卖血的男子很快赶到医院。未做相关检测，医生就将他们的血输入邵琴丈夫体内。邵琴事后得知，劝她输血的医生从中得了50块钱的“介绍费”。
陈强(化名)的妻子和张霞(化名)所输入的血也都是这支输血队提供，在随后几年，他们各自发现感染了艾滋。
“这支输血队给五六家医院供血。”7月16日晚，时任吴桥卫生院院长的陈洪说，除该院外，他们还负责给附近的吴桥、单集等五六家医院的用血。这些医院的院长和医生都知道输血队队长赵士正的电话。
铜山县信访局副局长赵永称，目前铜山县发现的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数为一二十人。其中一些医院的医生和镇里公务员的亲属也成为受害者。
输血队队长赵士正也因感染艾滋病，于2000年死亡。这支30多人的输血队也死的死，散的散。
法院不受理涉艾案件
邵琴的丈夫在确诊艾滋病后仅仅3个月，就离开了人世。而后，邵琴多次去大许镇太山卫生院理论，要求赔偿，并发生过冲突。
2006年8月，太山卫生院与邵琴签订《协议书》，卫生院同意一次性付给邵琴10万元补偿，分期付清。对于这份协议书，邵琴虽然签了字，但她并不满意。“当时太缺钱了。丈夫看病就花了8万多，自己被感染随时都会发病。”
陈强说，目前，铜山县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死亡的人数已达到10多个，更多的感染者都开始发病，他们拖着虚弱的身子开始维权，找医院，找法院，找政府。在追责中，他们遭遇到自身难以抗争的困难。
铜山县柳泉镇的村民毕生(化名)的妻子也是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2006年，他将柳泉镇卫生院起诉到铜山县人民法院。
案子审理到一半，法院就通知他不再审理了。对此，一份《铜山法院关于审理艾滋病案件情况的紧急反映报告》中称，“根据上级精神：涉及艾滋病的案件法院不再予以立案，已立案的也不再审理，通过政府专项基金解决”。
2006年7月，在铜山县卫生局、铜山法院、柳泉镇政府协调下，毕生与柳泉镇卫生院签订《协议书》，柳泉镇卫生院补偿7万元，分期付清。《协议书》中特别规定，毕生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上访，不得参与其他病员的任何活动，不再起诉该卫生院，否则拒付其他应付款项。
“艾滋不是外国才有”
“这些患者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7月15日，铜山县卫生局局长祖桂兰说，当时卫生条件有限，铜山县里没有血站。血站设在徐州市，且资源紧缺，距离铜山县各镇的医院较远，遇到危重病人时，调血困难。“当时，《献血法》也未颁布，这些都是客观情况。”
铜山县信访局副局长赵永称，医生肯定不会故意害患者的，大都是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只是对血液卫生的认识很少。
曾多年担任卫生院院长的陈洪坦言，当年医院根本无意识去对血液进行检测。如果病人出现紧急情况，家属不愿意输血或者病人需要血液特别多的情况下，医院不得不买血。那时对卖血的人，上级也没有要求要健康证，“各家医院都是验个血型就可以了。”
陈洪说当时医生对艾滋的认识也不深刻。他虽然在80年代就听说了这个病，但直到1998年以后，铜山县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后，他才开始对艾滋病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
而群众对血液卫生的认识更少。目前这些感染艾滋病的农民，在1994年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何为艾滋病，第一次听说“艾滋病”这3个字基本都是在2000年以后。
毕生说，他第一次听到这3个字是在电视里，但根本不关心，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病。邵琴曾认为，艾滋病是遥不可及的，自己被感染后，才知道“艾滋原来不是外国才有的病”。
祖桂兰说，从1998年以后，铜山县各医院都严格遵守《献血法》的规定，统一使用徐州市血站的血液，医院私自采血情况才被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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