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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很大成分是因为医疗体制的问题”
看病难、看病贵，让大家看到了以药养医的弊端，也成为医疗体制改革的重点。 今年五月一日，新的《处方管理办法》施行，患者可以持医院处方，到价格相对便宜的药店买药，切断了医药代表和医生的直接利益关系。但是，从刚才的节目中发现，如果医疗体制改革不到位，即使取消以药养医，医院还可能存在各种陷阱，让患者防不胜防。那么，有没有一种帮助患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办法？在前面的节目中，赵国雄告诉记者在这个行业中存在一些灰色内幕，他注意到，当医生太热衷于回扣的时候，有一些并不需要手术的病人就会做牺牲，于是他想帮助这些病人，同时他也想开始一个新的尝试，在医疗体制中扮演一个全新的角色。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赵国雄一直在上海的各家医院散发他自己印制的宣传资料，每回发这些资料，他都很紧张，不和病人多说一句话，发完就走。
赵国雄：“第一生怕闹矛盾，病人对我冷言冷语，第二生怕保安来抓我，第三碰到熟人的医生，而且这些骨科医生对我都是很反感，我不能说恨之入骨，很反感，又是熟人，过去又是在一起做生意吃喝玩乐的，所以说不出的味道。”
赵国雄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叫做“医疗第三方”，就是帮助病人减少医疗费用，但是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他曾经做了一些卡片，到一些单位和社区去推销过自己，但由于他是一个个体而很难得到人们的信任，为了这个事情，他曾经被人从医院里赶出来，也曾经被送到派出所，还被人打断了肋骨。
赵国雄：“我到医院里面去，他们跟我交谈了几句，他就会说你是学医的吧，他说学医的我们不接待，为什么学医的不接待，我碰到好几个这样一个情况。”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赵国雄攒下了十多份医疗费用清单，每一份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有的就刊登在赵国雄的宣传资料上，其中红色的部分都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使用不合理的地方，就在王光辉母亲的住院清单上，他发现抗生素的花费就完全不应该有那么多。
赵国雄：“头孢吡圬，84瓶，一共是4000多元，然后另外再加一个异帕米星，39瓶，一共是2600元，一共是6600多元钱，用了时间长达13天到14天，按照我们国家抗菌素使用的规定，像这种关节置换手术后预防感染的抗菌素，如果没有特别的手术后感染的情况，用48小时最多了，一般来说用24小时，如果按这个用量来说，最多也就三四百元的事情。”
两年来，赵国雄一直是孤军奋战，在他简陋的家里面，到处是病人的资料和医学书籍，他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更多的时候，他就这样一个人进行着他的事业，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医疗第三方，用他的医疗知识甄别医生开出的治疗方案。
赵国雄：“马路路口请一个警察站在那里，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所有的驾驶员都不信任，但是我们也知道，一旦有一个警察在那个路口上站着，闯红灯等交通违章行为就可能大幅度的减少。”
事实上，对于赵国雄来说，尽管他非常热心地帮助向他求助的人，但是他没有办法向病人收取费用，一个是没有规范，二他也不想再增加病人的负担，对于他来说，理想的状态是成为被保险公司聘用的人。
赵国雄：“我现在的工作实际上就相当于保险公司的医生，有人说到底什么是医疗第三方，我说医疗第三方就相当于保险公司的医生，我的工作地点是在医院里面，是在病房里面，是在医生的办公室里面，在抢救室里面，在手术室的门口。”
赵国雄说自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尽管已经搭上了两年的时间和精力，但未来会如何，他也不知道。
事实上像赵国雄这样的医疗第三方在美国有非常成熟的制度，他们的第三方就是保险公司，病人不需要直接和医院打交道，但是需要和保险公司打交道，他们的医疗保障制度真的是完善的吗？美国纪录片《华氏911》导演麦克·摩尔的最新作品《医疗内幕》(Sicko)，美国普通老百姓声泪俱下地控诉，在政府、保险公司和医院编织起来的利益网络里，自己是如何被牺牲的。而加拿大纪录短片《你死定了》(Dead Meat)，却告诉大家在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体制的国家里，治病多得排长队，只是人家不必每天在医院门口排队，而是通过电话预约排队。每一种医疗制度都不是那么尽善尽美，那么在我们国家，赵国雄和他的事业究竟有没有前途，能不能缓和医患矛盾呢？
上海交大医学院社会医学教研室主任鲍勇：“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来去监管这个东西的话，会搅乱医生这样一个治疗的一个明确，这样对医生也不利，对病人可能也不利，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可能不利。”
鲍勇认为，目前医患纠纷、过度医疗的现状，很大成分是因为医疗体制的问题，明明是非盈利的公立医院，却不得不靠盈利来维持运转。
鲍勇：“医院这边，我们上海医院大家都知道，大概政府对我们医院投入只有5%左右，95%靠自己医院来掏钱，这个是事实，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医院他怎么办，他要生存他要发展，他必须要靠这方面来进行维持，他肯定要盈利的，他不盈利怎么发展。”
鲍勇多年研究社区医疗服务，在他看来，我们国家医疗改革不能靠像赵国雄这样的第三方，而要靠发展社区医疗。
鲍勇：“强化社区卫生服务，强化技术力量，就基本力量和公共卫生，这块当中做好以后倒逼医院自己改革，因为大部分病人向下走，那么医院这块病人就减少，减少之后它就要通过提高质量，通过降低费用，通过改善医患关系来维持这样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思路也是可以的。”
事实上，对于像赵国雄这样的“医疗第三方”，鲍勇没有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在他看来，如果能够进行规范，也可能是一条新路。
鲍勇：“用第三方来进行监管无疑是一种模式，对这点我是肯定的，那么另外一个我希望在监管的时候比较规范，所以我希望监管的第三方应该是政府委托，或者是行业的学会来委托，这样既规范，又能够使我们监管有力。”
半小时观察：改善医患关系关键在于深化医改
明明是非营利的公立医院，却不得不靠盈利来维持运转；明明是小病小痛，却得冒着被治成大病大痛甚至付出生命的危险。医院和医生处境艰难，而患者充满了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这就是现在的医疗现状。
谁都知道必须要改，但是谁都不知道要往哪里该，会改成什么样？发达国家的医疗改革可以作为参照，但它们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第三方监管是一种模式，但它也存在不规范的风险；发展社区医疗也是一种探索，但更广大的农民群体该如何从医疗改革中受益？
医疗改革最关键的，不是确立改革模式，而是确立改革思想。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其目的都是建立一种和谐的公共医疗制度与和谐的医患关系。只要政府心中装着老百姓，只要医院和医生心中装着患者，为改革犯错误的代价我们可以承受。我们所不能承受的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变成了医生的敛财工具，变成了医院讹诈的对象。还是那句话，医者父母心，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是医生和医院的天职。天职如果丢失了，医德如果沦丧了，什么样的改革也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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