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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迎龙委员也同样认为，在目前我国病人总体医疗费用中，医院所收的医护人员的劳动费用其实很少，在总费用中所占的比例极小。在我国，做一例肝移植的手术费是4000元，这和国际通常水平相比是非常低的。“在美国做一例心脏手术，医生、麻醉师、灌注师的费用占到总体医疗费用的1／3，病人所用药物、材料等费用占全部费用的1／3，医院收的床位费、器材费、护理费、住院医师费及管理服务费用占总费用的1／3。在我国，做一例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法乐四联症的手术费用大致在4～5万元，可医院所收的手术费也只有2000元，仅仅相当于总费用的1／20，甚至都达不到这个比例。”按照这种测算，在总体医疗费用中，医院所收的医护人员技术劳务费在病人总体费用中所占比例大约在1／10～1／20之间，而这些费用也并非全部付给医护人员。众所周知，医护人员是以工资和奖金的形式从医院领取一定报酬的。这样，医护人员的最终所得在整个医疗费用中所占的比例，显然连这1／10～1／20都不到了。中间环节过多医疗费用过高
中间环节过多医疗费用过高“层层剥皮”赚得狠
高润霖委员介绍，药品及器械进口后有4%～13%的进口税、17%的增值税，这就是21%～30%的税。由于中国不许外商在国内直销，那么就必须有分销商，有的外国公司委托香港的分销商，香港分销商再委托内地分销商，每一层的分销商都要赚取一定的利润，“层层剥皮”，最后就剥到产品价格比原产地增长1倍以上。以血管支架为例：血管支架在我国现行价格为1.8万元人民币，而产地美国却是0.8万元人民币。多出的1万元是如何形成的？支架进口保守计算以加20%的税计，那么，这3600元是国家赚的，医院只赚取5%的管理费，即900元。其余的自然就要由各级分销商来赚了。而上述算法还是在我们不了解支架出厂价格的前提下进行的。个别医生拿回扣不能说完全没有，哪个行业也不能保证完全纯洁，但即使有，也肯定不会占其中主要的部分。
“由此看来，高额的医疗费用主要是由药品、消耗品、器材价格的虚高造成的，其中，中间环节的分销商赚得太多了。”高委员如是说。
招标会不正规物价局管小钱国外做法正好相反
“药品器械价格的虚高问题虽然呼吁多年，但并未真正解决。这几年虽然实行了统一招标采购的办法，但其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高润霖委员指出，由于行政部门自己无力组织招标，于是就要委托招标公司。然而，委托哪家招标公司并没有招标。这时，面对招标公司，众多医药公司的分销商要想竞标需先交手续费，有的甚至是按规格交，产品的一种规格交几百元。以导管为例，一个导管就有十几种规格。这样，招标公司招一次标就可以成百上千万地赚钱。虽然中标后有些药品器械价格也会降10%左右，但总体价格并没有降多少，根本达不到降价的目的。“很多招标并不是非常正规的招标，甚至存在质量和价格不占优势的产品中标，而价低质优的产品反而不一定能中标的怪事。虽不能说所有招标公司都如此，但至少我见过。”高委员说。
针对上述情况，也许有人会问：对于各项医疗费用，物价部门不是都有明文规定吗？一点不错！物价部门所定的价格确实是针对医院医疗费用的，如手术费、护理费、床位费等等，但也仅仅是医疗费用，而并未触及药品和器械等高质消耗品的价格。高润霖委员说：“物价部门管医院管得很紧，但所管的都是小钱，并未管到药品器械这些高质消耗品。对这类产品，经销商向物价部门报价是多少就是多少，物价部门并未限定此类商品的价格。然而，病人花钱最多的往往正是在这类高质消耗品上。有的抗菌素1000多元一支，注射10针就是1万元；有的药20元1片，一个疗程下来就是几千元。这部分在总体医疗费用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医疗费用的构成在我国呈现这样一种特点：大部分是付给药品器械等高质耗材的，医院和医生所得的其实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也就为个别医生收受红包等不良行为的出现提供了土壤。
“但这一情况在中国大陆以外正好相反。”高委员说，在国外，病人多半的医疗费用是付给医院和医生的，少部分是为药品和器械支付的。还以导管和支架为例，它们的价格在美国只有中国的一半，但医生的手术费用很高，做一次手术往往就是几千美元。病人认为应该付给医生的都给了，没必要再给了；医生则认为再拿红包就像是拿小费，是对自己的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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