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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制定合理价产品尽快国产化委员给降价出主意
针对现存问题，记者问：“如果实行医药分家，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但高润霖委员认为，实行了医药分家并不能使这个问题得到根本解决，那不过是将病人买药的行为由现在从医院购买变成从药店购买，商人和药店照样赚钱。相比之下，病人买药通常还是更愿意相信医院的。因此，唯一的办法是国家出面采取强制手段对药品、高质消耗品规定指导价格，这对降低整体医疗费用的作用很大。“虽然在美国，对此类商品并没有指导价格，但国外的市场经济已经很规范了，不用政府干预。但在我国，很多商品目前是靠不正当的手段找市场的，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很健全和完善，况且，我国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因此，对此类涉及千家万户的生命和健康的特殊商品，国家完全可以制定合理的指导价格，在保证商人获取合理的利润的前提下，规定这类商品若超过某个界限就不许在中国市场销售。如果能制定出一个合理的价格，那么这类高质消耗品在目前价格的基础上再降30%是没问题的。此外，大型医疗器械检查费用也可降低。”高委员说。
这时，“即使适当提高医护人员的手术费、治疗费、护理费、管理费，仍可保证病人医疗费用的整体水平有所降低。”高润霖委员认为，这样做并不会妨碍市场经济，因为医疗产品是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特殊的商品。此外，“有些国家在涉及此类医疗产品进口时是实行减税或免税的，因为它是特殊产品。我国现在还不是很富裕，医保水平又很低，很多人需要自费看病，但这类产品在我国却与其他普通产品是相同对待的。”高委员希望国家在关税调节方面是否也可有所作为。
而刘迎龙委员提出的办法是，由于高价的药品器械主要来自来于进口，那么，在想办法降价的同时，国家如能加大科研力度使这类产品尽快实现国产化，那么价格也就自然而然降低了。另外，国家、企业、个人共同参与，提高医保水平也是一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医保水平提高了，百姓就医费用的压力自然就小了。这样医疗纠纷也会相应减少。“我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等于美国人看病的钱，而美国人口只有我国的1／4～1／5。”在这样的差距下，要求目前的医保水平达到美国的标准显然是不可能的。根据我国国情，对13亿人口，能做到低水平、广覆盖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至于在医疗费用中的医和药的比例问题，刘委员认为：“理顺现在医疗费用中的医和药不成比例的现状，提高医院收费中医护人员技术劳动的收入比例还需时日。只有在大众整体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的情况下，医院和医生的现状才会得到改善。”刘委员举例说，目前我国医疗卫生系统一年所有的科研经费加在一起，也才相当于美国两个新药上市前的临床实验经费。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和国外比，还需立足国情。
健康需要投资看病也是消费比较让我们更客观
看病贵，对百姓来说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能转换一下角度再看这个问题，尤其是知道了医疗费用内部极不平衡的比例之后，人们的怨气或许会减少一些。侯树勋委员在此提示：不只是医疗费用，其实我们国家很多项收费都非常高，比如汽车价格在世界上很高，但没有人说；房价高虽然人们也关注，但远不及对医疗费用投入的注意力多。此外还可做一下横向比较，将医生和其他行业如法律、教育等做一对比。经过这样多种比较后，对医疗费用也许就会得出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
人们之所以对医疗费用反应这么强烈，除了其中的一些费用确实较高之外，侯树勋委员认为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由过去公费医疗时看病不花钱一下子转到现在看病的大部分要由自己出，心理准备不够。为让差几分的孩子进一所好学校家长交几万元钱、为孩子学电脑等成千上万地投资，人们通常能够接受，可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资人们却往往没有心理准备。二是过去医疗费用低也有药品本身使用的问题。比如，过去治肺炎只用几毛钱一支的青霉素，很便宜，但所用药品是专利保护期过后我们自己生产的。现在我们看病贵，使用的进口药品大部分仍是处于专利保护期内的，费用中包含着产品的专利费、研发费，药品本身就贵。当然，看病贵也并不排除中间环节以及部分医院乱收费情况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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