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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铁成:汉族,中共党员,医学硕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学工作30年。现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
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黄帝内经》的教学与研究,尤专长于中医药人文科学的研究,同时对《周易》及中国古代哲学亦有独到研究,多次赴日本、韩国、美国等国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主编学术著作两部,参编学术著作两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获得国家专利一项。
主持人:国务院最近下发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强调“推进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弘扬行业传统职业道德。开展中医药科学文化普及教育,加强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加强中医药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打造中医药文化品牌。”请您谈一谈,我国政府为什么把中医文化建设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博士生导师于铁成教授:中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思想和方法体系,形成了璀璨的中医药文化。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伴随着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步伐,古老的中国又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经济迅速发展,各项事业日新月异,中华民族的复兴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民族的复兴并不仅仅是经济的振兴,还有文化的复兴。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复兴比经济的复兴更为重要和关键,因为文化的复兴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潜在动力。一个民族一旦形成自己良好的主导文化模式,即使在一个时期由于某种原因而经济遭受挫折,甚至衰退,只要它的文化根基还在,它就有迅速走向复兴的可能。面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尤其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更需要我们当代人不屈不挠奋力推动。
从上个世纪初,中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面对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中国国力的衰弱,爆发了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在接受西方科学、西方文化的同时,所以也受到了冲击和打压。在这之前,我们的邻国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振兴了国力,对我国的知识分子也是一种启示和激励,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是“全盘西化”,不是单从器物技术;而是从政治制度,经济组织、社会结构、文化教育和生活习性全方位学习西方。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取缔了为日本人服务了一千多年的传统医学——汉方医学(东洋医学),全面引进了西方医学,这不能不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巨大的刺激和影响,所以在抨击封建文化的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传统的中医药学。在废止中医上,闹得最厉害的一次是1929年余云岫的提出的“废止中医案”。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耐人寻味的是,这次会议没有一位中医人士参加,会议讨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这一提案除了“一个外行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写入2月25日的会议记录。此案一出,医界鼎沸,全国震动,立即爆发了中医近代史上空前绝后的抗争风潮在3月17日这天,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并把3月17日这天定为“国医节”。最后,终于使得当时的南京政府搁置了“废止中医”案,同意成立“中医学社”。
扶持中医、发展中医,最根本的还是要从弘扬中医文化上入手,只有这样才能稳住中医的根。
一些学者认为,中医已经跟不上了时代先进科技的发展,“老药罐子”煎药还在使用,中医四诊法的诊断还拿不出确凿的科学实验依据,随着科学进步和人们思维观念的不断更新,中医是否科学,中医究竟是否有效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在近现代革命的历史中,中医也不止一次受到过质疑。在面对诸多质疑的情况下,不少中医界有识之士认为中医亟待改革,以适应科学的发展,拒绝更新的知识是缺少生命力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医学的价值远远没有得到发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传统技术和理论的科学性将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步显现出来。因而复兴传统成为中医学发展的另一个前景。在这种争鸣中,各种主张下的学者付出了不同方向的努力,使中医学与所有学科一样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端倪。
现在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科学”一词久已被人们错误地偷换成了“真理”的代名词,又进而把“西方的”偷换成“科学”的概念,于是“西方”--“科学”--“真理”这种一连串的概念转换就已经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的状态,而这种状态蒙住了中国人的眼睛,使中国人自卑于自己的文化,中医学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现代化--科学化--现代科学化--西医化--毁灭化”的危险境地。中医的发展只能按照中医本身的规律发展,而不是按西方科学、西方医学的模式发展,否则,这种“现代化” ( 实为‘西方化' ) 的中医必定是以抛弃自己的文化为代价,这种“中医”还是“中医”吗?中医要发展,首先要搞清中医的历史文化,也就是从它形成、发展的文化背景诸因素上去作全面的考察。中医药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重新找回中医自己表达的“语言”,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价值观念,从而给中医发展提供适合自己发展的优良土壤,或提供中医发展所应需要的营养成分。
中医药文化的研究范围,包括中医药学形成的文化社会背景,中医药的语言文献、中医药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医药学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想、价值理念、文化功能、人文精神,中医药学区别于其他医学的文化特征,中医药学发生发展的总体规律,中医药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历代名医的生平及所处历史背景、医家学术思想形成的条件及传承,等等。
中医药文化的研究不仅能促进中医药学术的发展,而且也必将促进地域中医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促进中医药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从而提高本地区的知名度,带来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进步。
主持人: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对中医采取了大力扶持的政策,中医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也不时有反对中医、取消中医的声音出现,您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博士生导师于铁成教授:国务院文件指出“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中医药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中医药事业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不能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充分肯定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同时也看到了中医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些人反对中医,说中医不科学,深层的原因还是在“文化”层次上的,今时今日“取消中医”的说法,并没有能够超出当年中西医大论战时所涉及的范围。单就其“中医并非科学,所以应该取消”这一核心话语来看,关键的问题是用怎样的一个“科学”标准来衡量中医。在医疗制度上、在教育教学上、在科研设计上、在医疗思路上,中医虽难以符合西方医学科学的逻辑,但中医自身的叙事逻辑之于其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治病救人——而言,并未丧失其有效性和实用性。换句话说,中医是不是科学,与是不是应该取消中医并无必然联系。
科学与文化,一般被认为是两个概念,科学是科学,文化是文化。其实,科学和文化都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可以表现为物化的形态与过程,科学也应该属于广义“文化”的范畴。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但是目前却是文化研究越来越萎缩,甚至一些人认为中医学的文化因素恰恰是落后的、迷信的、应该抛弃的东西,只有现代科技手段才是研究中医药的主要甚至唯一手段,中医里面符合西医的因素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不科学的。中医科研的目的就是把中医改造成“科学”。其结果只能把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改造得面目皆非。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了“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您能不能把您所说的“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概括说明一下吗?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博士生导师于铁成教授:我们人类创造了文化,并且正在使用着文化,然而对于什么是“文化”,迄今为止,人们在认识上和言说中,处在一种模糊混沌状态之中。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一点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文化可以从三个层面体现,最表层的是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处于中间层的是人际文化,是人与人交往过程中形成一种道德、伦理的约束,而这些约束又往往是通过制度来约定的,所以又可以称作是制度文化;处于深层的是精神文化,是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从而决定了人的信仰和追求。应该属于不显见的隐性文化。
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正是从这三个层面体现出来:
体现在精神文化层面的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道家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但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天人合一”,更多的强调所谓“天人感应”,而中医学的“天人合一”与董仲舒辈的神秘的天人感应不尽相同,则更多注重人和自然的关系,《内经》天地人系统中的人与天相通的总原则是:同气相求,同类相应。顺则为利,逆则为害。
在这种世界观的影响下产生的中医方法论就是“顺应自然”“调和致中”。
中医最强调的是“顺应”二字,《黄帝内经》说:“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古人早就发现,地球特有的时间周期与地球在太阳系的特定位置相关,如昼夜、24节气、四季、年等。昼夜是地球自转的周期。年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节气和四季的变化是由地轴与公转轨道的夹角造成的。这些时间节律的背后,是地球所受太阳能量辐射的周期性改变,人的生命节律也是由地球的这种特性造成的。因此,天地四时之气的运动变化有着相动一致的特性,人体生理功能节律也随天地四时之气运动变化而改变。人只有顺应这种自然规律,才能达到养生的目的。所谓“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也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提出来的。
中医学的调和致中的治疗观,强调在观察分析和研究处理生命问题时,注重各种矛盾关系的和谐、协调或平衡,如在疾病的认识上,中医学侧重于“阴阳失调”的关系性因素,提出了以关系失调为核心的病因病机理论;在治疗上,中医学注重的是宏观地调人的阴阳状态,而不是微观地消除病原体,提出了调和致中的治病、养生学说。“调和致中”是中医的基本治疗思想,中医认为人体之所以发生疾病,其根本的原因是自身阴阳失去了平衡,出现了阴阳偏盛偏衰的情况,因此中医治疗就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使失去了平衡的阴阳复归于平衡,就达到了治疗的目的。
和谐文化是以和谐的内涵为理论基础的文化体系,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思想文化,是创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前提条件。和谐文化中的全部思想理念,如:真理、价值、发展、审美、道德、理想等,都是以和谐为前提,建立在和谐内涵的基础之上,都是和谐理念。用和谐理念指导个人行为与社会实践,这种思想就是和谐意识与和谐精神。中国传统价值中的“和谐理念”,百年来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万法归宗”。人们希望从中华民族和谐文化价值的传承中,破解迷思,汲取灵感、反哺修炼、追求超越,为我们的企业、社会、民族,描绘和谐、发展、复兴的壮美蓝图。
在人际文化中,中医提倡的是“医为仁术”,强调一个“仁”字,“医为仁术”便是对一个合格医者的标准定义,它是对中国古代医学家对医学的定性,更是对医学灵魂的高度概括。“仁”字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从造字法来看,最初只有人字,后以二人相爱,人旁加二为仁,故仁由人而来,也就是《论语》中所谓的“人者仁也,仁者爱人,”是人与人之间相亲一种相爱的表达。那么对于医者而言,无非是说对病患要怀抱一颗仁心,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让医生与患者的交流在充满爱的氛围中进行,而不是程序化的诊治。晋朝文学家杨泉在其著作《物理论》中也提到:“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所以“仁术”是医者行医的道德标准。
中医在物质文化层面,就更加丰富多彩了,中医既具有实际的医疗价值,表现为各种物化的形式和过程,如存世古籍、相关器物、诊疗实践等,又具有精神与文化层面的价值,既是传统的医学科学,还多角度、多层面、多形式地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认识方法、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群体性格、审美情趣等,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载体,中华民族对宇宙结构、自然现象、生命形成、人生价值的认识,以及在天文、地理、历法、音乐、绘画、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成果都在中医中得到体现。无论中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如何嬗变,这种精神内核是稳定的,也是鲜明的,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乃至中华民族的性格。在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渐趋衰微的今天,中医及其所承载的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与民族性格更显珍贵。
中医的根在中国,也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培育了中医药学这枝奇葩。
大家知道中医之术又称“岐黄之术”,“黄”是指黄帝,“岐”则是指岐伯。传说黄帝与他的几个大臣,时常坐在一起,高谈阔论,探讨人体的生理病理,研究治病的方术,有人将他们的谈话记录下来,编成了一部《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中医药学理论的渊薮、是最权威的中医经典著作,直至今天,凡从事中医工作的仍是言必称引《黄帝内经》之论。《黄帝内经》的各篇文章基本上是黄帝问,岐伯答,显示了岐伯高深的医学修养,所以在与黄帝探讨医理的大臣中,岐伯是最显赫的,黄帝称它为“天师”,是天子的老师。后世出于对黄帝、岐伯的尊崇,遂将岐黄之术指代中医医术。
《云笈七签•轩辕本纪》说:“时有仙伯,出于岐山下,号岐伯,善说草木之药性味,为大医,帝请主方药……作内外经。”看来岐伯是生活在岐山地区的一位医学家,并以所居住的地方命名,应该是地方的名人。
岐山是西周的发祥地,也是中医药文化发祥的重要源头之一。周族的祖先居住在“邰“,在今陕西武功县及杨陵区一带。后来有一位叫”公刘“的部族首领,带领部族迁徙到“豳”,在今陕西郴县。他带领族人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制造农具,整修田园,种植五谷,发展畜牧,是华夏农耕文化的开拓者。由于周人在豳地时常受到夷狄部落的侵扰,后来又有一位部族首领叫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他率领族人从豳来到岐山下的周原,这里水源丰富,气候宜人,土肥地美,古公亶父带领族人发展农业生产,改变了过去游牧民族的习俗,疏沟整地,划分邑落,开发沃野,造房建屋。并营建城郭,设宗庙,立太社,使部族逐步强盛起来,因地处周原,定国号为“周”。后来,周文王、武王虽然迁都丰、镐,但周原一带仍是一处重要的政治中心,并在这里形成了以农耕为特点的周文化,而岐伯也正是周文化的代表。
医药学在传承中,文化的基因是其内核。中医学尊岐伯为先师,也说明了周文化对中医学术思想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周文化是一种以“天”为精神信仰、以“德”为价值原则、以“和”为社会行动准则的完整而协调的文化体系,而中医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也突出表现在“天人合一”、“尚中致和”和“医为仁术”等方面。强调“顺应自然”是中医的核心思想,《黄帝内经》中有一段岐伯回答黄帝的话,很说明这个问题:“岐伯曰:远乎哉问也。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这种顺应思想贯穿在中医养生防病、辨证论治等整个理论体系之中。
中国医学史专家们通过大量的考证,证实《黄帝内经》不是黄帝时代的作品,书中的文章应该是战国到西汉这一大段时间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医学成就,冠名“黄帝”只不过是托名而已。既然如此,“岐伯”是不是确有其人呢?黄帝是圣人、名人,托其名可以理解,而岐伯之名,仅见于《内经》,其生平事迹,史书几无痕迹,有何可托?而且岐伯不是与黄帝同时代的人,却被尊为黄帝的老师,这只能说明岐伯是《内经》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的最初构建者,他的思想和理论在黄帝的后裔一代一代传承,成为中医学主要的创始人,而岐伯的医学思想是以周文化为底蕴的。
周灭商以后,建立起一个延续了相当于欧洲中世纪一样漫长的具有800年历史的周王朝,其根本原因在于周的贤哲们创造了一套具有长寿基因的周文化。周文化经过春秋战国儒墨道法诸子百家的继承创新,经过汉唐宋明经学理学的诸多文人学士的弘扬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心态结构并成为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体系。使得中华民族历经3000年沧桑巨变而能傲立于世界东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始终以周文化为典范。
主持人:您认为弘扬中医药文化,都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博士生导师于铁成教授:于中医机构进行中医药文化建设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做,如弘扬历史、传播理念、崇尚医德、宣传知识、介绍方法、彰显特色等等。
弘扬历史,弘扬中医历史文化史非常重要的,因为历史是文化的积淀,中国医药学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曾经有过很多的辉煌。比方说从传说的神农时代,神农尝百草,我们的祖先就发现了很多动植物的药用价值;东汉时的华佗最早发明了用麻醉的方法施行外科手术;中医的针灸疗法,直到今天仍然为世人惊奇;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创立了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从宋代开始就在民间流传的用人痘接种预防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的方法;以及明代李时珍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等等,都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医药学成就。中医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蕴藏,不能尘封于历史的博物馆中,我们只有大力弘扬、开发利用优秀的中医药历史文化,才能发挥其独有的价值,以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传播理念,中医药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充分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特别是运用整体观和系统论作为指导中医药认识健康、辨证论治、预防保健“治未病”的基本理念和思维方式,其整体观、系统论及辨证施治等理念和思维方式,充分显示了中医药所具有的超前性和有效性。中医对人体的健康,提倡预防为主的思想,特别强调防患于未然。号称“药王”的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告诫人们说:“常需安不忘危,预防诸病”。《黄帝内经》也说“是故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己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种居安思危,预防为主的医学思想,就是在今天,它对维护人们的健康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大量地实践证明,人应该重视保健调理,做好预防工作,不要等有病了才去吃药治疗。要知道是药三分毒,那样做对身体的损失和所受痛苦太大,是得不偿失。因此,只有身体强壮了,正气充足,才能少生病或者不生病。
崇尚医德,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人们十分重视人伦道理。中国古代医学家也是如此,他们非常强调医德的重要性。和中医中药一样,中医医德也是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无不是以道义为重。道义高于功利,倾心于对善的体认与践履,重在人格上的反求诸己,自我完善的满足,造就了代代不为一己之利而为天下大同不惜肝脑涂地的志士仁人,养成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比起其他文化现象,医学道德的继承性更为明显,其主要表现是医德基本原则和规范的相对稳定性。医学道德的职业性质,决定了基本关系是医患关系。从这种关系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了助他、利他的性质。以维护病人利益为前提的医患关系,因此,历代医家都强调“医者必须以病人的利益为根本”,诸如像唐代孙思邈的《大医精诚》等众多的医德论述,都是以维护病人利益为医德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的。这许多内容,都是从历代医德思想中继承下来的,经久不衰,至今仍发挥着作用,指导着医务人员的行为。
宣传普及中医药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当今西方文化和西方医学已经占主流的情况下,社会上的普通人对中医的认识,还只能说是一种文化情结,人们习惯上还是用西医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中医。中医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深刻的医学哲学思想,二是其独创的医学方法论。正是由于这两点,形成了中医的独特理论体系和独到的诊治方法,是与西方医学迥异的,这也正是中医能够保持其活力的重要原因。很多西方人之所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中医,他们也正是看到了中医独到的特色。所以需要向人民群众大力宣传中医基本理论和知识,才能使老百姓更了解中医,有利于中医的发展。
主持人:您对中医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看法?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博士生导师于铁成教授:我们有必要对传统文化在近代所走过的路进行一下反思,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从中思考中医未来的发展。中医的发展只能按照中医本身的规律发展,而不是按西方科学、西方医学的模式发展。用西医的思维方式去判断中医是否科学,是否现代化,或者用西医的思维模式来改造中医,其结果必定是以抛弃自己的文化为代价,最终导致中医的灭绝。中医要发展,首先要搞清中医的历史文化,也就是从它形成、发展的文化背景诸因素上去作全面的考察。中医药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重新找回中医自己的话语表达方式,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价值观念。
中医的思维方式是象思维方式,它体现着人类掌握和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这种认识方法有点像在商店挑西瓜。有经验的人,他们拿起西瓜,拍拍,通过听声音,看颜色、瓜蒂,掂重量,综合判断西瓜甜不甜,水分多不多,往往也可以判断得很准。并不一定要把西瓜切开才能作出判断,因为西瓜内在的好坏可反映在外在的很多方面,中医诊病类似有经验的人挑西瓜,从人体外部的很多征象来判断人是否有病,并不一定要把人体打开直接观察。问题是这种方法是不是科学?这种思维方式是不是正确?
中医完全体现了中国古人特有的,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人对事物的观察不在于对个体的形态、结构的描画及分析,而注重对事物整体的、动态的把握,形成一种整体的感受,即整体观。正如汉字的形成,有别于欧洲的纯粹以字母符号和发音来表达思想,中国人用一种象形的图案来表述思想。这种象形文字的产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是多么善于在整体上把握事物之象。
就这种思维方式来说,究竟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一直受到所谓的“科学”质疑,自从1948年美国数学家维纳的“控制论”问世以后,才重新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审视。对生理学来说,控制论的贡献是巨大的。最突出的是把工程概念中的反馈概念(feedback idea)引入到生物系统中来。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生理学。由克劳德•伯尔纳于上世纪提出的“内环境恒定”概念,进而被坎农发展为稳态(homeostasis)理论,成为生命科学中现代基本概念之一,其意义是重大的;但如果没有反馈性自动调节机制,那将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而中医阴阳平衡的理论,以外揣内的诊断方法,与之多有相似之处。控制论中的黑箱理论为中医传统的思维方法,似乎又打开了一扇门。所谓“黑箱”,就是指那些既不能打开,又不能从外部直接观察其内部状态的系统,比如人们的大脑只能通过信息的输入输出来确定其结构和参数。“黑箱方法”从综合的角度为人们提供了一条认识事物的重要途径,尤其对某些内部结构比较复杂的系统,对迄今为止人们的力量尚不能分解的系统,黑箱理论提供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有效的。“黑箱法”,《辞海》是这样讲的:“即通过观测黑箱外部输入信息(外界对黑箱的影响)和输出信息(黑箱对外界的反应),以研究和认识其功能、特性、结构、机理的科学方法。黑箱法注重以整体和功能考察事物和系统,便于研究完整状态下和解剖状态下具有不同性质和功能的高级复杂系统。它根据输入(因)和输出(果)建立黑箱模型(数据或图框模型)进行分析、预测。化繁为简,便于研究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因素繁多的系统,如生态、经济、社会、脑等。”
两千多年前的中华先民就是用这种方法研究、认识人体这个庞大繁杂的巨系统。《内经》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的描述就是一个化繁为简的“图框模型”。中医理论正是一种不打开黑箱来调节人体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的核心问题是辩证论治,辩证论治中的受控量(或被调查量)基本只限于症状变量系统,而症状变量系统在被调查过程中是可以在不干扰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情况下建立的。在对人体内部构造的认识中,与西医采用解剖学等打开黑箱的方法了解人体内实质性系统,器官不同,中医的脏象,气血,经络等学说采用综合症状变量系统变化的方法,建立了一个易于从外部进行控制的人体构造模型。中医的这种思维方法不能不说是一种认识复杂事物的有效方法。
中医认为生命是自然的产物,人是天地之子,顺应自然是“尽终天年”的前提,疾病是违背自然的恶果,强调阴阳气血的顺畅和脏腑功能的和谐,主张采用源于自然的草木鱼虫来恢复健康状态,主张从身心两个方面调整人体机能,正是这种民族性格的反映。因此,中医既具有实际的医疗价值,表现为各种物化的形式和过程,如存世古籍、相关器物、诊疗实践等,又具有精神与文化层面的价值,既是传统的医学科学,还多角度、多层面、多形式地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认识方法、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群体性格、审美情趣等,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载体,中华民族对宇宙结构、自然现象、生命形成、人生价值的认识,以及在天文、地理、历法、音乐、绘画、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成果都在中医中得到体现。
未来的中医一定会变化,但其精神内核应该不会变化,也不该变化,否则我们将永远失去这门承载着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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