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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死后，王为军没有工作，当然也没有收入。家里还有一点地，凯佳时刻需要人照顾，他无法下地干活儿。
开始，王为军还能向亲戚们借点钱，但他还不起。时间久了，别人不愿意再借，他也不好意思再借。只有个别亲戚还周济他一点。
几经周折，王为军托人搞到了妻子住院输血的证据，医院无法抵赖。
医院的记录里，给靳双英献血的人叫“刘保”。康泰医院提供的这个“刘保”，是当时医院负责采血的医务人员杨巧芳的弟弟杨兴其。
有关部门对杨兴其的血液做了检测，他没有艾滋病。王为军坚持认定，当时给妻子输血的不是杨兴其，“刘保”是一个职业卖血者。
我找到杨兴其时，他对献血的报酬、年份、季节、谁通知去的、献血时所用名字、谁给编的假名等14个与献血有关的问题，回答“记不清了”。
在村里，我听说了王英(化名)的故事。王英在康泰医院生孩子时，曾经输过血，她也死于艾滋病。她丈夫在随后的检查中，被确认为感染者。王英的病历上没有输血记载，有关部门因而推翻了她丈夫对医院的投诉。
王英的丈夫也和王为军一样，遭到村里人的遗弃。后来，他和一个外地来的女人同居。村里人告诉她真相后，那个女人逃跑了。
王英的丈夫开始跑长途，他公然声称自己在跑长途的路上“找小姐”。“他说自己很无辜，所以要传染给更多人，报复社会。”村里人向我转述这些话的时候，一脸恐怖。
周围村子里也有人得了“怪病”，症状和靳双英、王英一样，却不敢去防疫站和大医院检查。“他们知道，如果检查结果是艾滋病，就会和我一样被全村、全族遗弃。”王为军肯定地说。
临走时，我小心试探：给你用化名吧？王为军的回答出乎意料：不，就用真名。
那时，王为军不太爱说话。问一句，答一句。多数时候，只是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是”。
如今，面对记者，他可以一口气说上1个小时。4年的上访、打官司，已经把王为军变成另外一个人。
4年来，从县到市、到省，从政府、人大、妇联，到法院、防疫站……能去上访的部门，王为军无一遗漏。他甚至能准确无误地告诉你，某个部委的信访办在哪里，如何坐车。
他曾经被遣送回乡，也曾无数次被拒之门外。“我不在乎”，他告诉我，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坚持。
一次，一个记者把王为军带进了卫生部，一位处长接待了他们。“他肯定没有想到我能进去，他和我说，你可以去打官司，你告谁都行，就是告卫生部也行。”
王为军觉得受到了鼓舞。他说：“其实那些领导还是很有水平的，只是看大门的最可恶。”
很多部门的看门人，都认识这个带着小姑娘的长发男人，无论王为军怎么说好话，都不让进。“有一次，我想硬闯进去，七八个法警拽我，我只好和他们打起来，衣服也被扯破了。”
最让王为军愤怒的，是一次在某卫生部门的遭遇：凯佳憋不住，在楼道里撒了一泡尿。第二天去的时候，满楼全是呛人的消毒水味儿。王为军难受极了：“你们都是学医的，难道不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吗？”
王为军从来不在凯佳面前谈妈妈，直到有一次在火车站，一个大婶问凯佳：“你妈妈呢？”凯佳张口就说“死了”。王为军意识到，孩子大了，不可能再瞒她。
法律规定，二审最多不得超过半年。王为军一等就是一年多，那是他觉得“最绝望的时候”。
一天，王为军坐在自家门口偷偷地哭，顺手用圆珠笔在大门上写下一句话：“我这一生，从此刻起就像风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往日的幸福生活再也没有了。”
门上的字越来越多：“决心、信心、恒心”、“度日如年”、“坚持就是胜利”。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王为军就呆坐在门口看着那些字。
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想过，带着凯佳上北京痛快地玩一天，然后和女儿一起结束生命。
开庭对王为军来说，是另一种折磨。
被告康泰医院在法庭上，先是指称靳双英生活作风有问题，才患了艾滋病，和医院无关。继而又提出，王凯佳根本不是王为军的女儿，王为军只是想利用这个艾滋病儿童讹钱。
王为军气得发抖。显然，有证据不利于他———王凯佳的出生证明不是康泰医院开具的。而通常，这个证明应该由接生医院出具。
“在农村，根本没有开出生证明的习惯。等到我和康泰医院打官司，需要凯佳的出生证明，康泰医院当然不会为我出具，我只好找别人开。”王为军这样解释。
一位旁听的北京记者用“浑身发抖”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推卸责任，连接生的事实都不承认。”如果王为军没有搞到妻子在这家医院输血的铁证，他的妻子和女儿就会烟消云散，连女儿是自己亲生的都不能证明！
“我这几年打官司，可不就像唐僧取经吗？遇到了这么多挫折、这么多妖魔鬼怪。好在，我还遇到了那么多神仙”
能遇到刘巍和刘秀珍，是王为军的幸运。这两位女士，是王为军和王凯佳的代理律师。
刘巍的样子很柔弱，而刘秀珍已经快70岁了，满头白发。
刘巍代理王为军的案子，是法律援助。这意味着她不会获得一分钱的报酬。按照规定，律师办案的经费，比如路费、住宿费，仍需王为军支付。为了给王为军省钱，刘巍总是坐最便宜的车，住最便宜的宾馆。不久，刘巍向中心申请，免除了王为军该支付的办案经费。“佳佳遇到的好人太多了。”王为军说，“不只是律师，还有曹大夫。”
王为军第一次带凯佳到北京地坛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专家告诉他，艾滋病可以通过治疗控制，但是费用惊人，一年大概需要十几万。王为军傻了，当时就哭出来，到哪里去弄这么多钱？
一位年轻医生走过来，询问王为军的情况。他说可以帮王为军介绍他的老师——曹韵珍大夫，一位经常在美国的艾滋病治疗专家。
王为军认为这不过是安慰他的话。他回家了，对此没抱半点希望。
几天后，那位医生竟然打来电话：曹大夫回国了，她答应给凯佳看病，并让王为军立刻带着凯佳去北京。
曹大夫是位和善的老太太，凯佳管她叫“奶奶”。第一次做病毒载量检查，曹大夫问王为军带了多少钱，王为军回答：“600元。”
曹大夫一声不吭，在化验单上签上：免费。王为军后来知道，光是那一项检查，就要2400多元钱。凯佳每3个月需要做一次检查，至今没有缴纳过1分钱费用！
在中国，几乎没有供艾滋病儿童使用的药物。医生通常把成人的药分成小份，给儿童使用。凯佳对药物很敏感，吐得厉害，几乎不能吃东西。曹大夫从国外带回专门给儿童的药物给凯佳。
“曹教授特别忙，记者采访她，她都说没时间，可是只要她在北京，我们随时都可以见她。”王为军说。
几年来，曹大夫每个月还要给凯佳300元钱的生活费。在凯佳眼里，曹大夫比亲奶奶还要亲。
王为军在武安和北京之间穿梭着。头发越来越长，名气也越来越大。他想不到，自己的遭遇还会被联合国知道。
2001年1月2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夫人娜内女士来到北京大学。她听说小凯佳的故事后，满会场找王为军。娜内女士紧紧握住他的手，足足两分钟，说：“别着急，我们会帮助你们。”
王为军愣了，不停地擦眼泪。安南夫人又对陪同的律师刘巍说：“要想办法，使佳佳的生命延续下去。”
是别人轻轻地碰了王为军一下，他才如梦初醒，连声说“谢谢”。
后来，王为军给安南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从见到你，我一直沉浸在喜悦之中。女儿得了艾滋病，许多人与我握手都十分顾忌，而你与我握手那么长时间，我真的十分高兴。孩子正在治疗中，医生说如果她能活到5岁，就可能会活到8岁，甚至9岁。虽然她的生命会很短暂，但我相信，当她懂事的时候，一定会为有你的关心而自豪。现在，我们虽然处境十分艰难，但越来越多的好心人加入了帮助我们的行列。为了这些，我和女儿也一定会坚定信心，勇敢地活下去。”
凯佳开始经常收到信、礼物和衣服，还有少量现金。她最喜欢那只比她还高的大棕熊，不过，她并不知道这些玩具是哪里来的。
王为军告诉女儿，世界上有很多好人，他们的名字叫“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都是凯佳在远方的亲人。
北京的一位词作者给凯佳写了一首歌：“再冷的春天，也要绽放真情的花朵，再短的音符，也不应轻易唱错，妈妈，你用生命，我用生命，告诉世界有这样一首爱的颂歌。”
2004年4月29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终审判决：原告王为军及女儿获赔362042.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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