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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曼决心去寻找一种期待已久的问心无愧的生活。2月16日下午,他套上件夹克衫,把一箱“湾仔码头”牌手工水饺挟在胳膊底下,向国家工商总局出发。
出门时,怀孕7个月的妻子在身后,他没怎么回头,只扔下一句,“放心吧,没事。”可是当他站在国家工商总局的灰色台阶前,脚步变得有点迟疑,嘴唇也有些哆嗦。
门卫拦住了他。“我来自首。”他的声音含混不清。
在大门一侧的上访接待办公大厅里,满屋子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这个没精打采的年轻人来到接待窗口,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
“我来自首,检举自己和他人制作、销售假冒伪劣的水饺和冰棍。”他像在背诵一篇文章。这句话在纸上或口头上演练过很多次,每一次他都在想,会得到怎样的回答。
现实里的回答是:“那你应该去公安局。”再问一遍,还是相似的答复。
自首的第一步受挫了。刘曼迈着大步在接待大厅踱来踱去,一会儿掏出手机,一会儿又装回口袋里。他脑袋上冒出了汗。旁边,一个拾荒者用同病相怜的目光看着他,试图和他一起抱怨一下,他也没有听见。
要不是拿着登记表的工作人员前来接访,这个下午,刘曼带着他那箱速冻饺子和一颗赎罪的心,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
“卖你的吧,新闻里都不播”
在接待室里,刘曼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里面装着几袋伪造的“湾仔码头”水饺,猪肉韭菜馅儿。还有一份沾满油灰的通讯录,和两个皱巴巴的笔记本。翻开本子,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着刘曼的生活轨迹。
第一笔数字出现在2006年年底,梦想寄托在小小的冰棍上。这一年,一无所有的湖南男人刘曼在北京混迹了4年后,开始替一家郊区冰棍厂销售“大红果”冰棍。
赚的都是辛苦钱,他从工厂里批发,再出售给北京各地的“二批”,由二批分售给大大小小的超市和商店。一开始,这个二十来岁、充满梦想的年轻人蹬着自行车到处送货,每箱赚一到两元的微薄差价。每天很晚回到家里,屁股都磨破了,还满足地记下每一笔收入。
数字在2008年出现了一次飞跃。年初,他试图向刚认识的郭姓同行“吹牛”,说自己一年能赚6万元到8万元。那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男人牛气冲天地嘲笑了他:“一年?我们一个月都不止赚那么点。”
刘曼至今记得,自己当时突然“心呼呼直跳”。
从此,“二号”登上了刘曼的账本。“二号”是假货的代名词。一入行,那个人就教他规矩:不能直接说“假货”,要说“二号”,否则大家都知道你是个新手,送的货没人敢要。
另一个规矩是,必须据实告诉二批,货是假的,大家分摊利润。
一开始,他向几个老客户推销“二号”,有些难以启齿。这个自认“一向行为正派”的年轻人,尚爱惜自己的名声,“毕竟,我的名片上印着营销总监的头衔”。不过,3月的一天,经过再三犹豫,第一笔假货生意在电话里谈成了。
“也许你能理解我的生存压力。”如今面对记者,刘曼喝了点啤酒,试图让别人理解他的选择:农村出来的孩子,中专毕业好几年了,他需要一种“成功”来给父母交代。
从某种意义上,他获得了成功。假货销量激增,卖得最快的是蒙牛小布丁。此外,蒙牛的“绿色心情”、伊利的“巧乐滋”也广受欢迎。19元一箱进来的货,26元卖出去,销量很好,因为真货的进货价高达每箱32元,批发商都不喜欢。
每种“产品”都有专门厂家提供,包装以假乱真。有时候,送货路上口渴的刘曼也会随便剥开一根塞进嘴里,发现“口味好、绵软度适中”,一点不比真货差。
“别干这个了,风险太大。”偶尔,也会有熟悉的客户这样劝他。6月里的一天,有个司机往上海送货时,碰见查货车的执法队伍。司机撒腿逃跑,车上装着的“二号”伊利“巧乐滋”和蒙牛小布丁暴露,老板因此被捕。
他们惊慌了一段时间。不过,新闻里一点儿消息也没有,这让大伙放心了不少。“卖你的吧,新闻里都不播。”一个同行用这句话,鼓励刘曼继续干下去。
随着8月的临近,他认识了新的合作伙伴,生意也越做越大,有时候是500箱,有时候则接近2000箱。
刘曼的生活改变了。他开了自己的超市,买了一辆二手金杯车,还认识了妻子。就在他生意越做越大的时候,妻子也怀孕了。
不过,他的生意一直瞒着妻子。在自己开的超市里,所有冰棍都来自正规厂家,没有一根“二号”。
“希望你们能赶快处理我的问题,我真怕自己什么时候跑了”
下午4点,国家工商总局信访办公室里,刘曼在一张白纸上快速地书写。写作过程花了不到10分钟,但他觉得无比漫长。16开的纸很快写满了,笔画很用力,深深印进纸背。然后,他把纸翻转过来,签下自己的名字,递出去,出了口气,仿佛终于走完一段艰难的路途。
“我希望你们能赶快处理我的问题”,他的声音从嗓子里挤出来:“我真怕自己什么时候跑了。”
在来工商局之前,刘曼曾经尝试过许多种方式,迈出自己的赎罪之旅。从今年1月开始,他扑在电脑上,创作一部几乎是真实记录的小说。一个月后,这部16万字的小说初稿已经写完。他希望用自己的真实经历“引发同胞的认知和反省”。
刘曼也说不清楚,悔悟之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开始出现的只是恐惧。2008年12月,他卖出的一批假冒“湾仔码头”水饺,被人尝出了问题。一个老主顾打电话过来,要求退货。
这是大半年的假冒产品销售生涯里,他第一次“发怵”。元旦快到了,饺子销售正是旺季,他却打起了退堂鼓。等到晚上,老婆睡着了,他偷偷上网,查自己的罪责。
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罚点钱就能了事。要是超过5万元,可就有刑事责任了。刘曼心里开始紧张:“我以后怎么办?”
3个月前,心情可不是这样。9月初那天,他卖出了第一批假冒的“湾仔码头”水饺。货是从别人那里进的,一共26箱,卖给了石景山区一个二级批发商,进价是每箱128元,一倒手卖到了172元。
净赚1144块,刘曼用蓝色圆珠笔在新的账本上详细记下这笔收入。这意味着,他把业务拓展到了销售假冒水饺。
奥运会刚刚结束,假货销售经历了一段沉寂,正重新活跃起来。不过,随着秋天到来,属于冰棍的季节已经过去了。
刘曼很快发现,自己买的金杯车没过几天就开始冒黑烟。经人指点,他才明白自己上当了:卖主往车里加了点食用油,暂时掩盖了车的毛病。不得已,他花了1万多元修车,心里恼火不已,“特别想赚回来”。
经过一起卖“二号”冰棍的朋友介绍,他入了卖假饺子的行当,并且很快就洞悉了其中的学问。
和冰棍不一样的是,把假冒的水饺卖给批发商时,必须要欺骗他们相信这是真的。为此,制作假饺子的要求很高,不但要在意包装,而且必须保证口味。为此,假“湾仔码头”牌水饺,经常使用价格相对便宜的“三全”水饺来冒充。一箱三全,可以“出一箱半湾仔码头”。
而假的“三全”水饺,则可能用更便宜的品牌冒充。在刘曼口中,能听到一些灰色的幽默。比如有个年轻人,专攻“三全”牌水饺,他打电话给“三全”厂家,订购1000斤的散装水饺,然后装进自己印制的“三全”450克包装袋里出售,后者价格远高于前者。
“这简直就是‘三全’的加工点。”行内人如此评价。
翻看被揉得皱巴巴的账本,可以看到,接下来的第二天,刘曼把45箱假冒水饺送到了大兴,因为数量多,每箱便宜了2元钱。而这段日子的最后一笔货是9月25日卖出的,共8箱。前前后后,一共280箱。
东三旗、劲松、潘家园、石景山……这些伪造品从造假者冷库里运来,送到不同地区二级批发商手中,然后分批进入各大超市,堂而皇之贴上昂贵的价签。
“‘湾仔码头’简直是为了我们创出来的。”有一次,刘曼兴奋地对同伴喊。
接下来的小意外,让滚滚的财源暂时停顿下来。9月底,正牌的“湾仔码头”水饺突然更换了包装。因为新包装一时没法仿造,假货货源一下子被切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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